6.在转播之外，我仍然继续着进台时学徒的生活

　　不久，我有了自己的第二场转播、第三场转播。自从有了第一场转播的经验之后，我就不再有那样紧张的感觉了，在话筒前面越来越自如。为了将转播做得更好，我仍然尽量细致和周密地去准备各种资料，让自己对比赛掌握得更全面，但我不再打两暖瓶的开水。我知道自己能喝多少水，就像我在转播中说的东西一样，渐渐有把握起来。

　　那时我的同事曾经对我说：“你看，宋老师就一点都不紧张。比赛还有5分钟，他还拿出一个指甲刀，剪剪指甲，在指甲刀上磨一磨，看上去那么放松。”的确在刚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在转播开始前半小时心里就开始紧张，心里老想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刚想好怎么说，但一会儿又忘了。其实你越是紧张，效果反而越不好，自己拼命绷着这根弦，这根弦就可能会绷断。现在我也和当初同事说的宋老师一样不紧张了，在转播中一切都能掌控，已经比较驾轻就熟。现在，在比赛开始前5分钟，我还会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说上几句话。

　　按照正常的发展，一个体育解说员从心理上、业务能力上的成熟，包括播音技巧的掌握到驾轻就熟，怎么也得要二三年的时间。但中央台的转播非常多，锻炼的机会非常多，成长的速度就很快。从我开始坐到转播席上，我不确定究竟用了多少场比赛才达到熟练的程度，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在某一方面成熟了很多，心里有把握了。

　　在转播之外，我仍然继续着进台时学徒的生活。我每天坚持6时练声，8时准时上班，擦桌子、打开水，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时候央视还没有体育频道，连体育新闻都没有，只是每天在新闻联播后面放上一两条体育的消息。每周只有一档固定的体育节目，叫《体育之窗》，每周一次，时长只有15分钟。但是当你对一切都充满兴趣，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学习的时候，你就会自然忙碌起来。从1981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我几乎都没有什么闲暇，几乎没有过一个踏踏实实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凡是节假日和休息日，恰恰是比赛最多最密集的时候。但我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超负荷的运转，那只有一个原因——我真的喜欢这个职业。

　　记得宋老师曾经对我说：“爱因斯坦说，‘唯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你喜欢不喜欢这个行业？”我说：“我非常喜欢。”他说：“这就好，你只要有这个兴趣，这个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这么多年下来，我对工作从来没有烦过、厌过。体力上也许有过透支，但对这项事业的喜爱和热情从来没有降低过。我觉得这是我在事业上能够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北京的冬天很长很冷，但当你把你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时候，就会时光飞逝，眨眼已经春暖花开。我调进中央电视台，很快就过了一年时间。到了1982年的夏天，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来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世界杯足球赛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影响了中国几亿体育球迷的生活。但在1982年，那只是中国第二次转播世界杯足球赛。

　　1978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转播世界杯足球赛，只转播了两场半决赛和最后的一场决赛。通过世界杯转播，中国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足球，大家记住了阿根廷的彩条雨，记住了阿根廷的肯佩斯、荷兰的克鲁伊夫和波兰的拉托这些世界足球巨星。2006年世界杯，中国电视台购买了所有比赛的转播权，中央电视台和主办地德国电视台，是全世界仅有的两家直播所有比赛的电视台。但在1982年，中央电视台根本没有那样的财力和物力。当时的世界杯和奥运会这类大赛，都是由亚洲国家和地区一起购买报道和转播权，然后进行分摊。说是去转播世界杯，其实也不是去主办地西班牙，而是去了香港，在香港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看着镜头解说。中央电视台就派出了一个小组去香港，解说员是同时代表中央电台的宋世雄老师。

　　宋老师在香港一共解说了二十几场比赛，每天还要做一个专题配音，录像带是通过民航班机带回来，我每天负责去机场取带子送回台里，第二天进行录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