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西民同志是一位老记者。1937年参加新华日报创办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新华日报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是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总社的领导成员。他与新闻工作结缘，其实比这两个报更早，1930年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时，就已奉组织之命担任秘密出版的《红旗日报》通讯员。1936年他担任《申报周刊》编辑，成为公开的新闻工作者，申报馆还派他去做战地记者，发表了多篇战地通讯。今年11月8日，是我国第八个记者节，上海曾举行西民同志二十年祭活动。

　　我与西民同志是同乡兼同行，是晚辈了。1988年我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纪念他的文章《五十年前认识石西民》，写了抗战时期相识经过。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现在许多老朋友老同志已不在，有的已白发盈颠，进入垂暮之年，但说起与西民同志的交往、他的音容笑貌，还是鲜明如昨。

　　1945年抗战胜利时，我刚进重庆新民报工作，做社会新闻编辑；西民是《新华日报》采访主任。有一天我到新华日报去看他，谈谈我们家乡浙江浦江沦陷几年间的情况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的思想认识很差、是幼稚的，临别时对他说：“新民报是我喜欢的地方，但到底是张民间报，我希望能参加新华日报工作。”他笑了一笑，劝我安心在新民报工作，不要好高骛远。他说：“新华日报是党报，不能孤军奋战，需要有许多党外的朋友配合工作，新民报就是这样的朋友之一。你在那里很合适。再说，党尚且要派人到这种地方去工作呢。为什么要离开？”他对新民报的几位主持人，都有正确的评价，如赵超构、浦熙修等人都是党的朋友，党要团结他们，随着革命形势一同前进。我听了他的话，安下心来，在新民报工作了半个多世纪。

　　西民是当时重庆最活跃的记者。在非常复杂、艰险的斗争环境里，又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大后方的新闻界、文化界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联系广泛的人物。他与彭子冈、浦熙修等一同采访、并肩战斗，各报记者经常在浦熙修家和新民报的七星岗采访部交流情况，交换新闻，讨论宣传报道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方法，他们聚会之所成了重庆的记者沙龙，也是战斗在第一线的进步记者的指挥所。在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记者，形成一支强大的战斗队伍。当时国民党当局设有战时新闻检查所（军委会下有新闻检查局），大小报刊必须每日送审，动辄扣压、删改，以停刊、封门相威协。各报慑于形势，负责人也不敢发表揭露黑暗，不利于国民党政府的言论、新闻。新华日报首当其冲，大受箝制，“开天窗”，报纸被撕毁，报童被殴打，是常事。有些他们不能刊登、不许刊登、或不便出面的新闻稿，就只能由党报的友军来分担重负，由新民报这样的报纸发布。像政协会议期间的许多揭露国民党阴谋的消息和校场口事件、沧白堂事件的报道，都是经过与报社内外的许多斗争才得以见报的。我至今还记得，像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南方局）秘书李少石遇害事件、妇女运动领袖沈兹九黑夜遭遇狙击事件等稿都是西民同志交给我们刊登在新民报社会新闻版上的。

　　解放后，他成了我们领导，1955年由中宣部调来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后任文教书记，同时负责知识分子工作。60年代一度担任上海局宣传部长。1965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不久，“文革”就开始了。他自己是记者和知识分子出身，很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与知识分子广交朋友，他的心是与知识分子相通的。且不说他在“左”的思潮日益严重的50年代中后期，真心爱护关心知识分子，重用、提拔了大批专家学者，培养出许多中青年艺术家，为贯彻双百方针，做了切实工作。在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保护了不少人才，有口皆碑，知识界至今念念不忘。80年代他已离职，居家养病，我去北京探望时，他还说起，“我在上海那些年，许多工作没有做好。不过我自信还是对得起朋友的。如果换了个人，还不知会怎么样呢。”（如果换了个张春桥呢不堪设想）。

　　前些日子，我因回乡探亲，曾去浦江县北乡石宅，凭吊西民同志旧居。他家在土名“四都”（都，古时区域名，方四十里为一都）。

　　1928年西民到上海读书，入群治大学附中高中部。次年，经初中时的老同学蒋治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转党。先后从事工运农运活动，遭国民党通缉。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二度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他才得以第一次回乡探望父母、乡亲和故交旧友。这已是1938年的春夏之间，我就是这年认识他的，迄今已有70年了。他毕生从事革命活动，回乡不过三两次，每次逗留一两日。最后一次是1982年春天，不但看了村里的电站、农田水利工程，还去了严州中学与师生见面。他离开故乡时，感慨万分流了眼泪。回京后赋诗记事，有“今生南北多行路，迟暮犹燃赤子心”之语。　（二OO七年记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