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49年春，淮海战役已经取得胜利，解放大军正准备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政府已惶惶不可终日，但仍做着垂死的挣扎，加紧了对地下电台的侦查，不幸秦鸿钧的电台被敌人侦察到了。1949年3月17日深夜，鸿钧正在阁楼上紧张工作时，我忽然听到了砸门的声音，十分急促，就立刻按照事先约好的记号，站在床上敲阁楼的地板。鸿钧立刻向对方发了事先联系好的暗号，接着就以最快的速度拆毁了机器、毁掉了文件。这时后门被楼下住的陈老太太打开了，敌人进了后门又使劲敲打着一楼到二楼楼梯上的一道木门，一边喊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我们就砸了。”我一边大声答应着：“我穿好衣服就来开。”借此拖延一点时间，使鸿钧可以有一点准备的时间。等我把门打开时，几个穿便衣的敌人拿着手枪直上二楼，同时，有几个敌人要上阁楼（这时，我们的房子已经被警察包围了），可是阁楼的门锁着，要我拿钥匙开门，我装着找钥匙，又拖了一点时间，待我把门打开，鸿钧从天窗上到房顶上，他准备从一排房子最头上一家晒台上下去，可是晒台门关着，不能下去，敌人也上了房顶，并逐家搜查。    

　　我俩终于被捕了，他被押上一辆大卡车，周围站满了反动警察，我被押上一部小汽车，前后摩托车，呼啸着向前行驶。在行驶途中我迅速考虑了对付敌人的方法。我想到要在敌人面前只要四个地方不讲出来，就不会连累别人：一点是，19日晚上我们要在杜美（现东湖）戏院门口接头，第二是不讲学校里的其他同志，第三是我们曾在八仙桥接头的潘家，第四是鸿钧放零件的李墨林家。如果敌人问我和鸿钧的工作，则坚决只说：“不知道”，这是刘长胜同志曾嘱咐我的。但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知道19日下午张困斋同志要来和鸿钧接头，可是晒台上我们过去相约的暗号——六根晾衣竹竿，没来得及取下；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我的外甥陈爱昆在药厂里工作，每星期六晚上总要来我家玩玩，如果正巧碰上敌人被捕了，问题就复杂了，就怕连累我姐姐（注：原来姐姐是要他来沪想通过我们送他到解放区去的，因为形势发展，路上不好走了）。于是我在一路上想着怎样才能使敌人带我回去，好让我设法取下暗号。

　　二

　　想着想着，车子开到伪警备司令部第二大队停下了，我们两人被带到楼上，分开审问。我一进去就看到里面放着皮鞭、木棍、老虎凳之类的刑具，敌人问：“你丈夫做的什么事你知道吗？”我就装作不理解的样子，回答说：“我知道，他开过糖果店、米店、还当过警察。”敌人凶狠地说：“现在他做什么？”我答：“现在他没事做。”敌人更凶了，将我的眼睛用布蒙起来，喊着：“给她上，非给她点厉害看看，她是不招的。”说着，他们用一块木板打了我两个手心，接着又把我绑在老虎凳上，不过绳子并没有捆得太紧，我就装着害怕的样子，说：“你们不要打我，我知道的都说。”敌人就问我，他同什么人来往，我就讲了一些现在也找不到，而且不相干的开糖果店、开米店的人，敌人把捆我的绳子拉紧了一些，大喊：“给她上！”又在脚下加了砖头，说实在的，我并没有感到太厉害的疼痛，因为我听姐姐对我讲过有人被捕后对付敌人的故事，所以我装作不懂的样子：“我知道的都讲了，我白天去教书，没有看到什么人来过，只知道这些。他很凶，我俩感情不好，他瞒我做了什么事，我确实不知道。”

　　当敌人没从我口里得到什么供词时，就把我眼上蒙的布解了下来，将我带到了另外一间房间里，就是鸿钧受刑的地方。我知道敌人的意图是要我亲眼看着亲人被拷打，如果我害怕，那他们就企图从我身上得到一些材料。我一进那屋，只见鸿钧身上的衣服被脱得只剩下一套单衫裤，眼睛被蒙着，身体被紧紧地捆在老虎凳上，浑身上下都是水。敌人要我站在他身边，接着又给他上刑了，一块块砖头加在他的脚下，同时又往他鼻子里灌辣椒水，另一个敌人拿着一根粗木棍，一直用力打他身上、腿上关节的地方。这三种刑罚一起上，他被打得昏了过去，一个十几岁的小家伙忙着到楼下来回拎水，敌人用冷水浇在他的头上，鸿钧慢慢地醒过来了，敌人要他讲出联系人、领导人的形象，并要他承认我是帮他做的，但是他把所有责任都搁到自己身上，没有讲任何材料。敌人加在他身上的刑罚更重了，他一次次晕过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过来。灌进去的是辣椒水，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是水和血，流进他身边放的铅桶里，桶里水面上漂着一块块的血。这样连续被拷打了五个多小时。我目睹共同生活了十多年的亲密战友在肉体上受到了这样非人的折磨，心里如何不难受呢？一

　　个敌人在我旁边假意劝我说：“你看，他们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你不心痛他吗？快点帮他讲出一点材料，立刻就停止打他，你们两个可以在这里做好的职务，过好的生活，那不是很好吗？做人也要看情况，你们也太傻了。”我想到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想到这是考验，我这时候，决不能做对不起党的事，我也相信鸿钧决不会允许我为了减轻他肉体上的痛苦而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回到家里，取下暗号，避免其他同志再遭到不幸，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回答说：“我知道的都讲了，我不知道的也不能乱讲啊！”“你不帮他讲出一点材料，他们可就要把他打死了。”“你们打死他，我也没有办法。”眼看着自己的亲人被拷打得死去活来，连续五个多小时。这时，天快亮了，折腾了一夜，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材料，他们失望了，当鸿钧最后一次被打昏过去以后，就没有再用冷水把他浇醒，而是解开了捆他的绳子，把他从老虎凳上推跌到地上，捉住他的一只手，把他拖到桌子旁边，用手铐铐在那张桌子脚上。这时我对敌人说：“这么冷的天，你们也不给他盖上一件衣服？”“他在装死，还怕他冻死吗？”敌人凶残地说。

　　三

　　接着，敌人把我带回家里（我第一个要求达到了），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想放我，而是想从我身上打主意。四个敌人轮流看守着我，两个敌人专门看着那部被拆坏了的机器，两个敌人守着我们两个孩子，我们三人不得自由行动。

　　在敌人监视之下，总算通知了学校，但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设法拿下晒台上六根晒衣竹竿。午饭后，我终于找到机会，对看守两个孩子的敌人说：“两个孩子那么小，他们懂得什么？你还看得那么紧，不让他们出去，也要让他们到晒台上去玩玩么！”敌人回答说：“玩玩可以，但不可以往下看。”两个孩子拿着玻璃弹子上晒台趴在地上打弹子玩。我把阁楼地上散乱的米豆之类扫好了，接着就整理衣服，我有意顺手把鸿钧的西装大衣等好的服装翻了出来，这时，敌人也来翻，他是在找他需要的东西，我看敌人不注意，就跨上晒台一边拿下两根竹竿（竹竿一头搭在对面屋檐上，一头在架子上，套了一根绳子，所以比较容易拿），一边大声地对孩子说：“你们只好趴着玩，可不好站起来。”这是有意讲给敌人听的。转身我又回到阁楼，这时敌人将一件西装上衣穿在身上了。我假装着又整理了一会儿，又上晒台，大声说：“你们要乖点，还在吵什么？”说着说着，我又顺手拿下两根竹竿。第三次拿最后两根竹竿时，我只跨上楼梯向里面看了看，敌人还是没有注意我的行动，所以等我拿下最后两根时，便很快把这六根竹竿用草绳捆扎在栏杆上，同时对孩子说：“你们不要拿上去，防止妈妈不在家时，被风吹下去时要闯祸的！”还轻轻地告诉他们：“你们往下看着点，张叔叔来了，你们喊他一下向他摆摆手。”当我完成任务以后，心里踏实了。不料没过十分钟的时间，下面敌人喊我下去了，我只走到楼梯一半，就看到张困斋站在下面，我问他：“你找谁？”他答：“找姓秦的。”我答道：“他不在家。”接着他就被敌人带到楼下客堂里，不一会儿就被监视住了。事后我怪孩子怎么不向下看着点，孩子告诉我，天下雨了，他们盖好鸡棚就进屋了（其实孩子小，责怪他们也是多余的）。这时我心里是多么懊丧！    

　　到了20日晚上，敌人用汽车又把我带了回来。这次对我用刑比较厉害，我曾昏过去一次。

　　四

　　过了几天，敌人把我移到秦、张两同志被关的同一牢房，同时敌人更加严格地监视着我们。不管敌人看管得多么严紧，我们都会利用一切机会，用手势、表情，彼此示意，或抓紧悄悄地对答几句话。张困斋同志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你受过刑吗？”我点点头。他又问：“身上伤怎样？”我回答说：“不要紧。”我看到他俩身上伤得那么严重，每一个动作都要强忍着巨大的痛苦，鸿钧不断吐出带血的痰，张困斋同志不停地咳嗽，我知道他们的肺部已经被辣椒水灌伤了。

　　这时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分担或减轻他们一点肉体上的痛苦。我想省下自己分到的一点开水，让他们多喝点润一下喉咙，可能好点，他们说不能多喝水了，免得多上厕所，增加肉体上的痛苦。有一次，我向敌人多讨了一点开水，想用热毛巾给他们捂一下被打伤的腿稍微活活血，当我端着热水放到张困斋同志身边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我说：“你给小秦吧！不要照顾我了。在敌人面前，你要表现出极端恨我的样子才行。”（意思是要我装着恨他连累了我们）我和鸿钧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都表示不以为然的神色，同时我的热泪止不住簌簌地流下来。张困斋同志啊！你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一心想着别人，想尽办法保护同志，想把责任全都担在自己身上，你这崇高的精神，使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困斋同志呀！你在敌人面前表现了英雄不屈的伟大精神，到现在你对同志还是百般爱护，显出共产主义战士高贵的品质，这是多么伟大呀！我和鸿钧决不会那样做，也决不应该这样做，那是有损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的。大家默默无言，牢房里显得死一样的沉寂，我好像听到我们三个人的心在共同地跳动着。

　　五

　　那是一个阴沉的天气，牢房里格外灰暗阴郁。一个戴着黑眼镜的特务走了进来，他装模作样地摇摇窗上的铁栏杆，又拉了拉门上的铁插销，最后用恶毒的眼光盯着困斋和鸿钧，大声地叫骂道：“你们两个只知道吃，像猪一样，也不为自己的前途动动脑筋。”我看到他俩同时以愤怒和蔑视的目光射向敌人没作声。敌人滚出去了，张困斋同志狠狠地吐了一口痰，大声地自言自语说：“要我自首投降，简直是白日做梦！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成为可耻的叛徒。见他的鬼去吧！他们采取的卑鄙手段，永远不会达到目的的。”鸿钧接着说：“随他们怎么着吧！人总是要死的，我们共产党人死得要光明正大。”他们愤怒的声音，灼灼似火的目光代表了他们大无畏的精神，敌人在他们眼睛里显得多么渺小可耻啊！

　　晚上睡觉，鸿钧、困斋同志并排睡在一头，要我和鸿钧脚对脚，中间隔一段地方，睡在另一头，敌人通宵轮流值班，偶尔遇到敌人单人值班时，这敌人就把椅子放在门口坐着，半夜里有时打瞌睡了，鸿钧就抓住机会，克制着肉体上的疼痛，慢慢地向我这里挪，我发现了，也立刻凑近了他。

　　抓紧这一点点的机会，他对我讲过两次话：第一次他说：“看样子敌人是不会放松我的，如我牺牲了，你要坚决继承我们的事业。”我止不住流着泪回答说：“你放心好了，我有这个决心，并把两个孩子带大成人。”他紧握着我的手，两人相对凝视一会儿就悄悄地又回到了原处。第二次，他告诉我如果解放后我能活着回去时，在我们住房的木墙缝里藏着一张他收发报机上用的线路图，是他亲手画的，要我到时候取出来交给党留作纪念品。这是我的亲人我的好战友给我留下来的最后遗言。

　　解放初，我按照他的遗愿做了，那张线路图还放在工人文化宫展览过呢。

　　【作者简介】

　　韩慧如  1913年2月生，河北高邑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小教一级教师。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与在上海建立地下电台的秦鸿钧相识，掩护秦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与秦鸿钧结为伴侣，从此与秦鸿钧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协助秦鸿钧克服困难，保持电台畅通。1945年至1949年，由上海地下党委任为地下交通员。除协助、掩护丈夫工作外，同时进行情报传递工作。1949年3月17日至5月25日被捕入狱。1949年上海解放后，任海光小学教师、副校长。1954年，任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1978年宣布平反。1983年离休至今。“文革”前当选为历届上海市人民代表。曾为上海市第一届妇代会代表、全国第二届妇代会代表。1957年被选派出席华沙第二届世界教师代表大会。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00年被评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著有《真正的共产党员》（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