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稼轩有词云，“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名声”一事为人所重视，古今同然，不管是“生前名”还是“身后名”。

　　如今，即使是平民百姓，去世后不论有无公职，都要举行一个追悼的仪式来怀念他。仪式中最重要的就是悼文，悼文要述及逝者的履历、平生、功德、事迹等等，关系他一生的评价，所以悼词的拟定甚为家属重视。而身处高位的大人物，死后悼文的草拟更是所关非细，家属为其中行文措辞而屡有交涉的事也偶有所闻。盖因悼文可视为“盖棺论定”也。

　　某人逝世，为其开一个追悼会，怀念逝者的好处，即使有什么缺陷也都隐去不提，恐怕也是人之常情。这既是寄寓对逝者不幸的同情，也是对其家属悲伤的一个慰藉。人已逝矣，何必再提逝者的“不是”？所以听追悼会上的悼词，逝者总是一个好人。正因如此，倘从另一面看，悼文的评价有时会靠不住。加之时移世易，也会增加某些变数。

　　与“身后名”有关的还有碑文或墓铭。旧时代行土葬，人死后入土立碑。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还必有碑文铭文，镌之金石，以颂扬逝者功德，传之后世。这碑铭的撰写对丧家而言，就是一件大事了。家属常常不惜重金，请名人作碑文墓铭。“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公就为人写过不少碑文，获赀甚巨，但他所作的这些文字也因此而被人称为“谀墓文”。正因为是出钱卖文，倘若作者不肯徇情，好话说得不够，买家就会不高兴。当年欧阳修为尹师鲁作铭文，王安石为钱公辅的母亲作墓铭，都因为没有令买家满意而成憾事。

　　碑文虽然也是“盖棺论定”的一种，但溢美的成分不少，为此早有宋人指出：“凡碑、志等文，或被旨而作，或因其子孙之请，扬善掩恶，理亦宜然。至于是是非非，则天下自有公论。”（费衮《梁谿漫志》）所以对于碑文所云，当然也要留一点神，不可视之过实。

　　悼词与碑文，其可凭信者如此。“夫善恶之实，公议不能掩，所谓史官不记，天下亦皆记之矣”（费衮语）。惟可信者，或正在街坊的口碑、民间的议论。人心如秤，悼词与碑文，其能盖棺论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