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有许多人认为，我同希拉克总统有时进行的辩论已使人民运动联盟变成一个交流思想的场所，许多法国人可以从这里看到各自的向往。我承认，做到这点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无疑，有时还能走得更远。我愿明确承认，对于某些本来可以变得不那么激烈的思想对抗，我本人负有一部分责任。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气质问题。但人们也可以认为，这只是一个坦率与否的问题!那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撒谎——既不对别人撒谎，也不对自己撒谎。我说我所思。我做我所说。这样做只有好处，事情就是这样。

　　因此，写到这里，我想就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做些解释。关于我们的关系问题，人们写得何其多啊!我不承认由那些通常的描述所揭示的我们关系的实质。首先，我们之间的谈话要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四年来，我们至少每周举行一次会见和密谈。此外还要加上其他的会见：内阁会议——我坐在总统右侧，以及相当多的各种主题的会议。我们俩对人和对讨论有着共同的爱好，因此即使在关系最紧张的阶段，我们也不能不进行对话。诚然，所有这些会见机会都不足以消弭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但是，它们至少可以消除误会，同时也避免让周围的人来进行有害的干预，使有时已经相当复杂的局面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我常常听说，有人用“深刻的或本能的仇恨”这种语言来评说我同希拉克的关系。这里，我不能，也不愿意让总统来加以评论。反过来，我能，也应当以我自己的名义来进行评论。对我来说，“仇恨”，是一种与我完全格格不入的感情。我对任何人都毫无仇恨。何况到了我现在这个年岁，感情上还处在这样幼稚的地步是不合情理的。我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对希拉克总统的才能感到敬佩。他的充沛精力，他的坚忍不拔，他在多样性中显示的个性力量，他的显山显水、因而赢得同情的能力，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不多见的性格特点。他的政治生涯也是特殊的：科雷兹省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市长，数任政府部长，两届政府总理和两任共和国总统……假如没有一种非凡的气质，假如没有这种非凡气质的发展，那他的政治生命就不能这样长久。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判断。我丝毫不需要阿谀奉承。再说，我也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人。在写下这几行字的时候，我心中没有别的思想，仅仅是想要尽量最好地表达我的真实想法。

　　当然，我们之间的矛盾过去有，现在也有。20世纪90年代，我支持过前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但是，那有什么关系!考虑到巴拉迪尔的才能，我觉得没有任何就此道歉的理由。20世纪70年代，希拉克本人也曾偏爱过德斯坦，而不喜欢其所属的戴党的总统候选人雅克·沙邦－戴尔马。我认为，由于经验，希拉克对我相当彬彬有礼，以致他未曾指责我做了他本人在我这个岁数所曾做过的事情。反过来，正如希拉克好几次对我说过的那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可以对我想要保持自由的意愿感到生气，对我不服从的倾向——不服从他下达的那些与我的信念无关的指示的倾向——感到生气。然而，说到底，也许是我的这种气质使他想起了另一人的气质!

　　归根结底，我们之间有一些重要分歧。虽然这些分歧是可以克服的，也丝毫不妨碍总统执政，但它们却表明，他是他，我是我。

　　第一个重要分歧涉及我们两人的政治立场。很久以来，希拉克讨厌以共和右翼自居。相反地，我对以共和右翼自居丝毫不感到为难。我把这看作是一种必要的、健康的和有益的做法。希拉克认为，第五共和国总统是一个既要联合民众，又要息事宁人的仲裁者。但我把第五共和国总统看作是一位做出决定、带领民众和担负责任的领袖。希拉克认为法兰西衰弱，并倔强地抵制变革。但我认为，法兰西急于改革，对拖延时间感到愤怒和想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希拉克相信人的才能，胜于相信竞选纲领的力量。但我却无法想象，一个在竞选中不明确说出自己可以做什么和即将做什么的候选人会在选举中获胜。我相信思想的现代性。据我一孔之见，并不是一切都能归结为感化的力量!

　　我和希拉克也不曾对同样的事情“生气”过。希拉克对于自由主义、美国人、某些企业主感到生气，对于那些不赞成他的欧洲观念，但很快被他说成是不负责任和无能的人感到生气。但我却是对缺乏恒心、犹豫不决、不信守诺言、拒绝正视法兰西现状和坚持传统思想的做法感到生气。即使是发表讲话的方式，我们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他有节奏地朗读一些已向助手们反复朗读过的讲话。他善于煽动听众的热情。但我却发表一些下苦功夫写成的讲话，竭力要说服听众，而不是煽情。

　　希拉克总统不愿让我参加竞选人民运动联盟主席一职，但我却无视这个专横的决定，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不过，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每当处理一种棘手的局势问题时，我都能指望获得总统的信任。从专业上来说——也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总统总是给我留下了很大的行动自由。但从政治上来说却是另外一回事。在处理危机，如处理2005年秋天郊区危机和2006年春天“首次雇佣合同”危机时，我经常同希拉克总统的分析保持一致，每次都高度评价他对我表明的信任。至于从这些危机中应当汲取的教益，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内容问题，也涉及形式问题。

　　我同希拉克总统的关系就是这样：比人们有时所说的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深刻，也有更多的正面交锋。所以，我常常思忖，为了无愧于总统的政治信任，同时又不准备为此付出做其驯服工具的代价，我必须做些什么。在那些自称希拉克之友的人当中，给他造成过烦恼的人是为数不少的，而他们造成的烦恼远远地超过我本人过去和将来给他造成的烦恼。然而，我并未被列入希拉克之友的名单。现在，我最终承认了这点。这是一个关系问题，我决定与此前行。  摘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见证—萨科齐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