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平

　　17.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该铭记的一个夜晚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获得胜利是手到擒来的，更多的人认为中国队至少会赢2个球，用2比0以上的比分解决战斗。有些国脚在报纸上公开说，出不了线就跳海之类的话。当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与香港队决战的时候，球迷的情绪似乎已显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踢平出线，而是肯定赢球。

　　回想到四年前，也是在这个球场，由苏永舜带领的中国队3比0击败了西亚劲敌科威特队，球迷们狂欢、自发游行，高喊振兴中华。而四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再次期待着另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球迷不仅仅把足球比赛看成是单纯的比赛，而把它看成是整个中国崛起的标志。球迷们年轻、充满激情、狂热而冲动，他们承受不起失败带给他们的羞耻和失望。也许这是5·19事件发生的根源。

　　那一年，我是一个34岁的年轻体育解说员， 那一年，举国都在关注这场关键的大赛。原计划这场比赛是由宋世雄老师来解说的。赛前一周，我和岑传理副主任、当时还是记者的马国力和师旭平去广东肇庆拍摄一个矿山职工的体育活动专题。回到北京已经是5月16日，突然从台里得到消息，宋老师突患急性中毒性痢疾，住进了人民医院。我们几个人立刻去医院看他，宋老师刚刚控制住病情，当时还捂着肚子，他夫人钟瑞老师为他扶着吊瓶，看得出身体非常虚弱，三天之后的转播解说肯定不能上了。宋老师对我说：“这场比赛，我肯定不能说了，你赶紧准备准备，没有几天时间了。”

　　回到台里，张家诚主任也通知我——中国队和香港队的比赛由我来解说，让我立刻准备。第二天，也就是5月17日晚上，香港队飞抵北京，我需要去首都机场接机并进行采访。去接机的除了我，还有中央电台的老记者陈文清。接到香港队，我就随他们的大巴开往球队下榻的燕京饭店。那是辆密封大巴，人在里面坐久了有一点眩晕。在车上我开始采访郭家明教练，让他谈谈运动员的状况和对中国队的看法。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和所有人一样，认为他们肯定不行，但我还算比较客气地问道：“你认为你们和中国队相比，是不是处在劣势呢？”郭家明城府极深，左右逢源，不卑不亢。他开始历数中国队的特点和香港队的特点，当时香港队拥有胡国雄、张志德等几名突出的球员，有一定的实力。郭家明说：“不一定你们赢的，足球是圆的，不一定是哪一方肯定能赢。当然，中国队赢了的话，是在情理之中，但我们也不一定没有赢球的可能。”我当时听完，心想：你牛什么呀，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赢你们几个球的问题。从外表上来看，香港队的球员大部分又瘦又小，中国队像林乐丰、左树声、臧蔡灵、迟尚斌、蔡锦标，都是膀大腰圆、虎虎生风的猛将。陈文清也说：“这个郭家明也太不自量力了，他们要是赢了的话，中国队还玩什么呀。”

　　5月18日，两支球队都在工体训练，香港队主要在练定位球。中国队一出现，围观的球迷都掌声雷动，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战如履平地。日后再看，那一幕就像是一场大戏高潮前的铺垫。

　　5月19日，那个夜幕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该铭记的一个夜晚。当时我的领导特别冷静，赛前张家诚主任对我说：“小孙，这场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这只是世界杯外围赛的小组赛，中国队要是获胜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应该的。但你有没有做打平或者输了的准备？你必须有这三种准备，否则你在口径上根本转不过弯来。” 

　　站在中央电视台的立场上，领导始终有这样的意识，把口径和导向放在第一位。 

　　他的提醒让我冷静了许多。尽管我仍然觉得赢球是不在话下，但我的确开始做出现其他结果的准备。要是打平了是可以接受的，也能出线；要是输了，我应该怎么来说结束语。谁知道，最后的战局真的应了张家诚主任的判断。最终香港队2比1取胜，获得本组的出线权，中国队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