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末，“《红岩》档案解密展”在歌乐山脚下的革命烈士陵园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作者之一的罗广斌。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摘自2007年第10期《党史文汇》

　　《挺进报》惹怒敌人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中共地下党组织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红岩》小说中徐鹏飞的原型)召去臭骂了一顿。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以志成实业公司会计为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四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当局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先后打退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挺进。李维嘉记得，从第15期(一说第16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老许”急中出错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一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曾纪纲；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件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也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许建业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虽然深陷囹圄，遭受酷刑，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实业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实业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一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这封信最终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实业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来回应敌人，三个多月后被杀害。

　　志成实业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矮个子”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二人转移，刘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他跟当时中共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在心心咖啡馆里碰了面。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李、萧二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李、萧二人去找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三人约定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碚碰面，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