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涯 孙正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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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他们尽了全力,但没有成功 上半场,香港队队长张志德利用任意球远射破门,随后中国队由李辉补射把比分扳平。此时如果中国队及时调整心态,调整战术,出线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非胜不可的社会舆论下,中国队在下半场继续压在对方半场内狂攻,终于被对方年轻的前锋顾锦辉在一次反击中再进一球。 因为我有了各种准备,所以在整场比赛当中我的情绪、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当李辉把比分扳平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但很快对方又打进一个球,我也很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队的不足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我在比赛结束时是这样解说的——中国足球队今后要想取得出色的战绩,要走的路还很长。 然而那场失败,导致了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球迷骚乱。球迷们难以承受失败的现实,怒火焚烧了他们的理智。他们要求与中国足协的领导对话,但没有被接受。一些情绪过激的球迷开始围堵两支球队的球员,砸毁公共设施,掀翻过往机动车辆,甚至围攻辱骂执勤警察。当中国队退场时,许多人向他们投掷汽水瓶,一名香港球员的左眼和手指受伤。接着,大批球迷跑到场外,任意毁坏车辆,并推翻一辆出租车,殴打司机…… 北京市委立即调集大批警察,当场抓获120多名肇事者。其中38人因在比赛中和赛后行为恶劣,被拘留12—15天。另有7人触犯了刑法,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1个月后被判刑,有的还被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的恶性事件。那支中国足球队也就此解散了,5·19成为了主教练曾雪麟整个人生都不能解开的心结。 几天之后,台里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5·19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中宣部下了一个文件,让中央台去国家体委采访负责人,再到北京市市委采访一位领导,当天晚上要上新闻联播。我接到任务,先奔国家体委,采访当时的体委主任李梦华。李梦华身为体育界要员,责任重大,当时肯定挨了批评,能明显感到他有一肚子委屈,但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发泄出来。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当年是他的秘书。 采访完李梦华,还要再采访一位国家体委的官员。最后李梦华亲自点名:“我看还是小徐说吧。”他亲自点将,我们到了徐寅生那里,我们的摄像把镜头拉到了中景,由我来提问:“作为一个体委领导,你们有什么样的措施保证今后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徐寅生开始讲:“加强管理嘛……体育场公安机关都要负责嘛……” 从国家体委出来,我们直奔北京市委,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当时的主管副市长非常痛快,亲自迎出来笑着说:“哟,小孙来啦?传理,我正要给你们讲讲呢……这是北京市领导不力啊,管理上都有欠缺。今后我们要在公安机关系统加强对球迷的宣传……”几分钟的采访,一气呵成,讲得头头是道,没一点磕巴。当天晚上节目播出,就是这一段说得最好。 中国足球的历史总是和苦难相连,1981年败给新西兰是序曲,5·19只是一个开端。在整个中国足球苦难的过程当中,太多的人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5·19之后,很多运动员,也包括主教练曾雪麟收到过各色各样球迷寄来的物品,里面有绳子、臭袜子,也有水果刀,信上写着:你们自杀算了。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替那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抱不平:他们容易么?难道他们想输掉比赛么? 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职业化体制,中国足球仍然处在刀耕火种的专业体制时代。那些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甚至和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太大区别。和今天一年收入几百万元,开名车住别墅的足球明星相比,那个时代的足球运动员要单纯得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做的是和中国女排一样的事情,同样是为国争光;他们尽了全力,但他们没有成功。 但所有人都只记得摆在台面上的失败,不会愿意去了解失败背后的东西。在和香港队交锋之前,曾雪麟提出申请,想去香港看一场比赛,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况,但被足协领导拒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