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他们尽了全力，但没有成功

　　上半场，香港队队长张志德利用任意球远射破门，随后中国队由李辉补射把比分扳平。此时如果中国队及时调整心态，调整战术，出线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但在非胜不可的社会舆论下，中国队在下半场继续压在对方半场内狂攻，终于被对方年轻的前锋顾锦辉在一次反击中再进一球。

　　因为我有了各种准备，所以在整场比赛当中我的情绪、语调，并没有太大的起伏。当李辉把比分扳平的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但很快对方又打进一个球，我也很客观地分析了中国队的不足和急于求成的心态。我在比赛结束时是这样解说的——中国足球队今后要想取得出色的战绩，要走的路还很长。

　　然而那场失败，导致了中国足球史上最大的球迷骚乱。球迷们难以承受失败的现实，怒火焚烧了他们的理智。他们要求与中国足协的领导对话，但没有被接受。一些情绪过激的球迷开始围堵两支球队的球员，砸毁公共设施，掀翻过往机动车辆，甚至围攻辱骂执勤警察。当中国队退场时，许多人向他们投掷汽水瓶，一名香港球员的左眼和手指受伤。接着，大批球迷跑到场外，任意毁坏车辆，并推翻一辆出租车，殴打司机……

　　北京市委立即调集大批警察，当场抓获120多名肇事者。其中38人因在比赛中和赛后行为恶劣，被拘留12—15天。另有7人触犯了刑法，其中5人被依法逮捕，1个月后被判刑，有的还被要求赔偿经济损失。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大的恶性事件。那支中国足球队也就此解散了，5·19成为了主教练曾雪麟整个人生都不能解开的心结。

　　几天之后，台里给了我一个任务。因为5·19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中宣部下了一个文件，让中央台去国家体委采访负责人，再到北京市市委采访一位领导，当天晚上要上新闻联播。我接到任务，先奔国家体委，采访当时的体委主任李梦华。李梦华身为体育界要员，责任重大，当时肯定挨了批评，能明显感到他有一肚子委屈，但又不能当着我们的面发泄出来。如今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当年是他的秘书。

　　采访完李梦华，还要再采访一位国家体委的官员。最后李梦华亲自点名：“我看还是小徐说吧。”他亲自点将，我们到了徐寅生那里，我们的摄像把镜头拉到了中景，由我来提问：“作为一个体委领导，你们有什么样的措施保证今后不出现这样的情况？”徐寅生开始讲：“加强管理嘛……体育场公安机关都要负责嘛……”

　　从国家体委出来，我们直奔北京市委，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当时的主管副市长非常痛快，亲自迎出来笑着说：“哟，小孙来啦？传理，我正要给你们讲讲呢……这是北京市领导不力啊，管理上都有欠缺。今后我们要在公安机关系统加强对球迷的宣传……”几分钟的采访，一气呵成，讲得头头是道，没一点磕巴。当天晚上节目播出，就是这一段说得最好。

　　中国足球的历史总是和苦难相连，1981年败给新西兰是序曲，5·19只是一个开端。在整个中国足球苦难的过程当中，太多的人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5·19之后，很多运动员，也包括主教练曾雪麟收到过各色各样球迷寄来的物品，里面有绳子、臭袜子，也有水果刀，信上写着：你们自杀算了。每次我看到这样的事情，心里都会替那些运动员和教练员抱不平：他们容易么？难道他们想输掉比赛么？

　　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职业化体制，中国足球仍然处在刀耕火种的专业体制时代。那些运动员和其他项目的运动员，甚至和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太大区别。和今天一年收入几百万元，开名车住别墅的足球明星相比，那个时代的足球运动员要单纯得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做的是和中国女排一样的事情，同样是为国争光；他们尽了全力，但他们没有成功。

　　但所有人都只记得摆在台面上的失败，不会愿意去了解失败背后的东西。在和香港队交锋之前，曾雪麟提出申请，想去香港看一场比赛，观察一下对方的情况，但被足协领导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