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就是犯的这个毛病。两年前还踌躇满志地写了本书《坚守讲台》，想不到今年8月一场大病，又开刀又化疗，乖乖地从讲台走向手术台，然后“下台”了。但我总得为自己找条退路才好。

　　其实，“退路”有的是——

　　我不能讲课了，我还能读。退守书房之后，环顾四壁图书，惭愧之情油然而生。这些书虽是我一本一本买回来的，但大部分都没有仔细读过；就是读过的，也未必读透了。就以作家汪曾祺而言，我读过、教过、把他的好文章编到书里去过，自以为很熟悉也很喜爱的了，这次有时间通读一遍他的全部小说和散文，才发现，汪曾祺的特色不只是文化积累的深厚，也不只是语言上的简洁纯朴，更不在于小说结构上的精巧，他其实就是把自己的一颗温柔敦厚之心贴着他描写的人和事，同时也把这颗温柔敦厚之心贴着我们读者。这是从沈从文那里传承下来的。读他的书感到有一股热量，不是火热，而是温热。须知，这一股热量又是在异常冷冰冰的社会现实中投放出来的，这就更令人温馨令人怀想不已。

　　我不能讲课了，我还能听。有位老年朋友录了几张欧美“怀旧金曲”给我欣赏，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其中有一首曲子，美国电影《日瓦戈医生》的插曲《重逢有日》，一听就让人着迷。不论是男声唱的还是女声唱的，都沁人心脾，是无限的柔情在缠绕，在伸展，在交集，在回荡——真想不道在弥漫着胡天野地的流行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这么深情这么曼妙的歌曲，我现在每天听一遍都为之动心。

　　我不能讲课了，我还能看电视。前几天在央视11频道看到音配像的《四郎探母·见娘》一折，也是熟悉的，却看着看着，悲从心中而来。他的唱腔为什么设计得如此精巧华妙，而唱出来却是异常的深沉感人，他把一股多年强压在心底的念母之情，不是一下子喷发出来，而是在迂萦曲折的声腔中慢慢地渗透出来，往你的心底里渗透。京剧艺术的高明啊，真是难以言喻，你不细细地琢磨，是体会不到的。

　　我不能讲课了，我还能聊聊天，通过电话，与几十年的知交聊聊旧事，也聊聊新闻。我有一位在唐山念大学时代的老同学吴丙樑兄，蒙他不弃，差不多每天都来一个电话问候我。有时一聊，五十年前旧事如在目前。

　　由此看来，走下讲台之后，我的路还很宽，我的天地还很大，这是不用担心的。当然先要把病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