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将劝离教学楼内的无学生证者——北大负责人表示，从11月5日开始，北大将对进入教学楼的人员抽查学生证件，若发现不能证明北大学生身份的人，校方会劝告他们自觉离开教学楼。虽然这位负责人强调说，这不是一个刚性措施，不是绝对禁止校外人员到北大旁听，但他也坦言，这一举措“是为了堵住那些挤占北大教学资源的个别社会闲散人员。” 

　　刚性也好，柔性也罢，总而言之，北大不欢迎“社会闲散人员”到北大游学、听课的态度是很明显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不由得一声叹息，觉得北大这所中国最富有人文精神传统的高校，在开放性这一点上，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越来越退步了。 

　　据“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教授在《负暄琐话》一书中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初，他在北大就读时，发现那时北大的课堂几乎是对全民开放的，旁听生可以到任何一个教室自由地去听课，从来没有听说过不准入内之类的事。他回忆到，有一位名教授每次上课，教室都挤得满满当当的，可到了考试的时候，却只有两人参加，这才明白原来平时来听课的绝大部分都是不具北大学生身份的“私淑弟子”。这样的风景在如今的北大虽然也有，可比那时候差远了，至少旁听生的人数还是远远少于正式学生的人数的，何以那个时候能够包容和接受，今天反倒不能接受了呢？ 

　　北大用旁听生会“挤占北大教学资源”做为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其实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知识财富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可以共享，一个人获得了某种知识，并不排斥其他人同时获得。比如教授在课堂上讲课，他的声音被旁听生听到了，并不会使正式学生有任何损失，他写在黑板上的讲义，被旁听生抄下来，也不会妨碍正式学生的学习，既然如此，北大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旁听生会不会“影响课堂秩序”的问题，我们不难想象，旁听生既然不辞辛苦跑来听课，当然是想学到点东西的，因此维护“课堂秩序”就是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那位负责人说，发生过“一起精神不正常的社会闲散人员扰乱课堂，致使不得不中断的事件”，则明显属于个案，按照个案来处理就是了，又有什么必要设立一个“抽查证件”的制度来摆明自己的冷漠呢？难道靠“抽查证件”，就能防止“精神不正常的社会闲散人员扰乱课堂”吗？ 

　　北大对旁听生持排斥态度，可能也和北大对现代大学职能的理解过于偏狭有关。其实，现代大学职能有三项，教学只是其中一项，其他两项则为研究和服务社会。而以开放的胸怀接纳旁听生，正是自己服务社会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从“产权”的角度来看，我也不认为北大就有权力将旁听生拒之门外，因为北大并不是北大人的北大，她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建立和维持的，就在几年前，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国家还一揽子给它拨了18个亿。作为一所“国立”大学，它的产权是属于全民的，因此北大应该最大限度地对公众开放，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所谓“劝离”。

　　当然，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把旁听生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大学的某种“麻烦”来讨论的，但如果我们意识到现代大学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和职业训练机构，还应该把培养一种有价值观、有责任感、有精神追求的现代公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的话，那么旁听生就不再是什么“麻烦”，而是一种送上门来的财富了。 

　　这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大学生要最终成长为这样的现代公民，就必须和社会有广泛的接触，就必须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就必须知晓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但所有这一切，大学本身是无法全部向同学们提供的，教授无法做到，同学们之间，由于阅历、背景、知识水平相似，相互之间的启发意义也受到很大局限。 

　　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校园里的旁听生，就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人生阅历也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生活在大学和社会的边缘地带，游走于社会和大学之间，成了连接大学和社会的一座重要桥梁。因此，大学不仅不应该将旁听生拒之门外，反而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座谈会、学术研讨会、联谊活动等，使本科生能够和他们充分接触，进行思想交锋，同时也交流感情，这样才有利于加速本科生的社会化过程和全面发展。 

　　接纳还是拒斥旁听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校园管理问题，实际上却成了检验大学精神是否失落的试金石，北大可不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