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一篇题为“一个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传诵，因为它的作者以一种“非正常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跳楼自杀，更因为这位作者余虹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博导。时间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时，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桥世纪城小区10楼一跃而下，“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随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布公告：“经公安部门现场勘察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并非没有征兆

　　12月8日，当记者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料楼（文科楼），这里已经布置起纪念堂，121室，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如今菊花灿放，黄的、白的，弟子亲友、他供职过的院校敬献的花篮、花圈摆满四周。

　　纪念堂里，余教授的一个博士生对记者说，其实并不是没有征兆，“之前他两次叫我上博客读那篇《一个人的百年》。”这位学生认为，这是为师向得意弟子发送的信号，而他竟没有觉察出来。

　　9月13日，余虹亲自将这篇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话被后来的纪念文章广为引用：“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无法公开的遗书

　　12月9日晚10点，记者在人大校园内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个人。她是一名对余虹充满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听过余虹的课，所以被同学推荐给记者采访。“可能我讲述的是别人无法提供的视角”，“让人不要执迷于一位‘博导自杀’的耸人听闻的干瘪的新闻标题中，去胡乱臆测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她说同学告诉她，余虹老师留下了一封遗书，里面说他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封遗书是警察在逝者身上发现的。遗书是留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教授的。杨慧林委婉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并告知遗书不能对外公开，因为里面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存款、汽车和房产怎么处理。

　　消息传出，人们便纷纷猜测逝者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媒体报道出各种版本，有的说死于抑郁症，有的说死于对终极归宿的哲学思考。

　　余虹有两度不成功的婚姻。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的前妻割腕自杀，他于是赶回四川在抢救过来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个月。这段个人生活在当时的暨大中文系被炒得沸沸扬扬。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离异，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学教书，儿子又留学美国，而余虹的父亲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届70岁，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个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学生们感叹说，老师的心灵台阶几乎没有人打扫，它太需要呵护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对记者说：“他是死于绝望，对自己的绝望，心灵的绝望。”

　　完美主义者的悲剧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人，展现在学生和亲友面前的总是微笑和热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记者询问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陶东风。陶答：“开朗、乐意帮助朋友，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人。”

　　对于余虹的死因，陶这样分析：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彻底“战胜”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属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许多学者自杀是因为那个动荡与压抑的时代，许多诗人自杀与思想的无法表达与现实物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多少有着关联。但是一个学者、一个国内多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学科文艺学带头人，有着我们这样世俗社会所梦寐以求的光环与文化资本符号的学者，在今天意外的个体事件，不得不使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大学语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宁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为与整个时代无关，与我们的命运无关，与我们所在的大学体制无关。”正如陶东风所言，唯美主义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飞向了大地。     新民周刊 （陈统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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