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必须有足够的应变能力  

　　转播完后我才知道，当时胡锦涛主席特写画面出不来，是因为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正和胡锦涛主席说话，还有一个翻译夹在他们俩中间翻译。北京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罗格是被请来的重要客人，但罗格没有这个概念，也不知道中国特色的电视转播形式；既然国家主席到了现场，就要非常正式隆重地介绍国家领导人，电视转播要单独切出胡锦涛主席的画面。结果当我按照预案开始宣读的时候，胡锦涛正在听罗格说话，又没有人好去跟胡锦涛主席说，让他注意看镜头。吴芳他们急得不得了，只能跟那个翻译打手势，意思是说：“你先从镜头里出去。”就因为当时这个情况，所以胡锦涛主席的画面始终切不出来。当我念到“国家主席”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这个。翻译赶紧撤了出去，胡锦涛主席立刻坐正，罗格也回归原位，镜头瞬间切到了胡锦涛主席的身上。

　　就是这样的三秒钟避免了转播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说我有什么先知先觉的意识，但是，我认为这是新闻工作者该有的素质，当时就应该这么做。后来有人说，十运会开幕式上有两大失误，一是那个点火炬的机器人在空中穿行，最后偏离火炬非常远，根本就没点上，二就是现场播报到胡锦涛主席之后，三秒钟没出来国家主席的画面。有人也跟我说：“不管他们镜头出不出问题，你不能停下来呀。镜头不出来是他们的问题，你停了三秒钟，就是你的问题了。你这等于不顾自己的声誉呀。”我说：“我就是考虑到这是国家电视台在直播，我应该顿一下，等一下画面，看看情况。我的确是冒了点风险，但得有这个大局意识。”      

　　开幕式之后，文艺部的导演和工作人员第二天全部返京，直到闭幕式之前再来南京转闭幕式。开幕式当晚，省委的领导设宴感谢大家，席间大家交口称赞，说开幕式很成功。尤其说到我停顿三秒这个细节，文艺部的齐宪役主任和他的两个副导演刘军、柳刚都过来给我敬酒。齐宪役说：“孙哥，要没你救驾这三秒钟，那就全瞎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他给我敬了两次酒，我说过两天我也回北京了，他们立刻说：“别，闭幕式一定还是非你莫属。”吴芳也给我打了电话，对我说：“我听说有一些闲言碎语，他们懂不懂电视？是不是中央电视台的一员？您这样做的确是凭您多年的经验。如果您正常念，那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整个转播就出问题了。老说讲政治，这就是体育里的政治。”这些东西看上去很简单，其实不简单。你必须有足够的应变能力，最重要的是，脑子里一定要有大局观。

　　比如，1999年在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的开幕式上，在介绍运动员入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中国台北代表团打的牌子是“中华台北”。有人说：“他们牌子怎么打，咱们就怎么念。”我立刻说：“不行，他们举中华台北牌子是得到国际奥委会认可的名称，但在咱们的转播里，必须是中国台北。”调音师一紧张，把声音整个都拉掉了，等于介绍各代表团入场时就把中国台北漏过去了。如果真漏了，也是政治事故。我赶紧打手势，让调音师把声音全推上去。后面的代表团已经走上来了，我赶快补了一句：“现在入场的是XXX代表团，在XXX前面出场的，是中国台北代表团。”

　　就像吴芳说的那样：这就是体育里的政治。你必须有这根弦，才能在转播中不出问题。

　　在这本书里，我讲述了大量我和体育界朋友的故事。有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有人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看到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的故事，也可以了解我的为人。在前面，我解释过了我的名字“正平”二字，我这一生从来正气平和，和朋友彼此坦诚。因此在这个越来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行业里，近30年来，我在工作中没有犯过错误，没有与人结过仇。很多人说我四平八稳，这正是我为人和处事的风格。

　　但2006年年底，由于播音组同事黄健翔的辞职把我卷入一场轩然大波，既让我不明所以，也让我重新认识了网络传播的不可限制、不可预料和不必负责的特殊性，以及对电视、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形成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