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还是《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的李阳泉提出要来少林寺体验生活，进而提出想对少林僧人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采访。我答应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之后，他成了少林寺的常客。每年都会来几次，而且每次来，都会停留一段时间。他常常住在挂单僧人的禅房中，和我们僧人一起过堂吃斋饭，在殿里，或者在禅房里，和一些僧人交流。久而久之，和寺里僧人都熟悉了。印象中最深的一次，那年春节前，寺里正在准备过年，他来了。他拿出自己写的几篇文章给我看，我大略翻了一下，全是与少林寺和少林僧人有关的，是这几年他在少林寺与僧人们交往后的感受。那些我非常熟悉的同修在他的笔下异彩纷呈。文章由一个又一个小故事串起来，很好读，有些故事尽管就发生在我身边的同修身上，但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读来亲切又别有韵味。其实，对一个特定时期一个寺院中的众多僧人进行全面的生活记录，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想想看，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找到一本记载50年前少林寺僧人群体生活的书，它的价值应该是很大的。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

　　能够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练就平常心，便有可能通往大道

　　释永信，俗名刘应成，1965年生于安徽颍上，自号皖颍上人。第一次见到永信大和尚，是在2000年6月的北京，职工之家。那天中午，职工之家的大堂，一个身体有些微胖的和尚被几个记者围着，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有人说了一句，“这就是少林寺的方丈！”立刻又围上来几个扛摄像机的人。

　　这有些出人意料，印象中方丈大和尚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可是眼下的方丈看上去不过三十几岁。怀着极大的好奇，晚上便去他住的房间找他，想好好聊聊，可是他有约在先，便不好继续打扰，只简单聊了几句，了解到他1981年就去了少林寺，而且，在1987年就开始担任少林寺的住持了。匆匆和大师交换了名片，临别，大师说，有时间欢迎去少林寺。2001年10月，我决定探访少林出家人的生存状况时，拨通了大和尚的电话，原本心中没有多少底，可大师在电话那头轻轻说了两个字：“来吧。”

　　少林寺方丈室，永信方丈正坐在桌前用笔记本电脑浏览着互联网。他的身边围了几个小和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着什么。引我们进来的小和尚正要通报，大和尚已然站了起来，冲我们双手合十，我们赶紧“入乡随俗”地还礼。

　　谈话从他来少林寺开始。那是1981年，他告别了父母，背着一床旧被子，带了10公斤粮票、30元钱，来到了少林寺，不久便拜当时的方丈行正长老为师了。“说起来，我的佛缘真是不浅，那一天，师父正要为我在立雪亭前举行皈依仪式时，正好白马寺海法方丈来到少林寺。我和海法方丈也认识，他便做了我的引进师，行正大师则做了我的剃度师，并赐我法号为永信。两个名寺方丈为一个年轻人举行皈依仪式，这样的机缘实在是不容易获得的。当年的少林寺一片破败，只有孤零零几个大殿，香火也不旺盛。因此，我们必须得种地养活自己。那时候，我们几个年纪稍轻的便承担起了挑粪、担水、种地的活儿。说实在的，那时候的生活真是苦，但是，师父一再对我说，艰苦的岁月应该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就平常心，便有可能通往大道。几年过去了，1984年，师父让我负责寺院民主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协助他老人家处理日常寺务。那一年，我19岁。1987年，师父圆寂了。我继承了师父的衣钵，担任了住持，全面主持寺院工作。”

　　永信方丈如此简单地概括了自己的经历。后来谈到了少林寺的扩建，方丈说在历史上，少林寺遭受了很多磨难，原本非常好的建筑被人为破坏了不少。这些年来，法堂、钟楼、鼓楼、白衣殿等陆续重建、修复了。说起修复工作，这里还有一段佳话：“那是在1990年年底，我应邀访问日本，到达日本的第四天，我们访问京都达摩寺，见到了达摩寺住持广濑正史。交谈中，他抱出几本大影集让我翻阅，并告诉我，近百年来达摩寺几代僧人常到中国拍摄寺院建筑和佛教文物，用来充实和推进日本佛教。在一本老影集里，我忽然看见了一组少林寺早年景象的照片，细看下面的文字，这组照片竟是拍摄于日本大正九年，即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前八年的1920年！这组照片太珍贵了，我当即向主人提出复制一套的请求，主人慨然同意并代为复制了48张照片，这套照片基本反映了少林寺80多年前的全貌。我们后来的修复工作很多便是参考这些图片资料进行的。”

　　生老病死这些事情的出现都是自然之道

　　释印松，俗名丁应朝，1946年生于河南南阳社旗县丁庄。印松法师是少林寺的首座和尚。据佛教经典解释，首座也称上座、禅头，乃寺院中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僧人，只有德业兼修的人才能担任。

　　我们来到他的禅房，轻轻叩门，一个瘦瘦的年纪稍长的僧人迎了出来：“我就是印松。”他实在太瘦了，两颊深陷着，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

　　“法师，能了解您是如何走入少林的吗？”“这有什么不能呢？咱们坐到一起就是机缘巧合，如果我的过去对你们有用，便是你们在助我修行呢。”他泡上了香茶，开始讲述自己的一生——

　　“我18岁就出家了，在桐柏山桃花洞，入临济宗。可是，刚当了两年多和尚，那场浩劫发生了，我们被逐出了寺院。从那时起，我又开始叫丁应朝了，我不得不回到家，采取入世的方法去修行。可是，干什么呢？亲戚帮我找了个小工的活计：卖小磨香油。这其实是个卖力气而利润不高的活儿，掌柜的规定每斤利润五毛钱。我们的香油质量上乘，因此，来买油的人很多，生意也就越做越好。掌柜的高兴，要我把利润提高到六毛钱，我当时就急了，说：‘都是人，人家信任你想吃你的油，你却不停地赚人家的钱，这怎么使得？！你怎么忍心？！’可是，亲戚特别坚持，我没办法，就不干了。

　　“没过多久我开始学医，是和在我们当地一个比较有名望的老中医学的，他和我家有点远亲，便答应把这吃饭的本事教给我。我学的当然也挺认真，经常和老人家一起上山采药，平常来了病人，老人家先让我把脉，开出药方，然后他再把，开出药方，一对，我就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了，这样手把手地教了我不到半年功夫，我就开始独立门户给人看病了。给人看病的感觉挺奇妙的，我觉得自己一下子找到了一个修行的方便法门——当我面对一个病人，把手搭在病人腕上时，便有一种和病人心灵对话的感觉，然后在我的眼前便闪现出那些熟悉的草药，一味一味地渗透进患者的肌肤，破坏着患者的病灶，这是一个很妙的想象的世界，当这一切都顺畅时，我的心中便有了十成的把握。药方开出来以后，我就把自己在山上采的药送给病人，条件差的便分文不取。就这样，我一直行了十几年医，也看好了不少病人。

　　“转眼到了1978年，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又可以当和尚了！我很快把中医诊所停了，又回到了寺院。回到寺院之后，我四处云游了几年，再回来时，少林寺一共有了8个和尚，而且多半疲病在身，寺院种的有地，但收成不多，香火也不旺，大家勉强维持着一个古老寺院的尊严。可巧的是，不久后，来了一个很有远见的年轻僧人，当时的住持行正大师很欣赏他，收为弟子，取法名永信。就是这个年轻人后来托起了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