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在前两次对话的基础上，此次对话在如何进一步平衡对话的战略性与实际成果或称有效性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这一创新机制也正在产生辐射效应。请听专家就此为您详细解读。

　　——编 者

　　1、人员更加精干  停滞工作重启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特点是什么？ 

　　此次战略经济对话与前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双方代表团组成人员更加精干。首次对话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囊括了国务院12个部门的负责人，美方则是来自8个联邦政府部门的负责人。第二次对话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进一步扩大为20个部门的负责人，而美方则扩大为来自18个联邦政府部门的负责人，这里还没有计入应邀在对话开幕式上致词的基辛格博士和双方的大使。显然，参加对话的人员和部门日益增多的趋势不利于双方就有关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经济问题开展深入的对话。因此，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双方压缩了代表团成员数量，是三次对话中最少的。

　　其次，恢复中美商务与贸易联合委员会（JCCT）和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的运作，以使战略经济对话（SED）逐步摆脱双边具体问题的纠缠，更好地就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经济问题展开对话。JCCT和JEC作为两国商贸和财政协调机制，分别启动于1980年和1983年，历史悠久，作用显著。至首次战略经济对话去年在京举行前，JCCT和JEC分别共举行了十七次会议。中美双方去年在规划SED时，曾经宣布JCCT和JEC将继续它们自己的使命。但由于在功能设计上没有做出明确的区隔，加上参与人员的重叠，因此事实上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以来JEC、JCCT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是，本次对话前一天，双方安排举行了第十八次JCCT会议，并签署14个协议和备忘录，无论协议和备忘录的数量还是所涉及的合作领域，都是空前的。此前，中美分别于今年4月和9月先后举行了一次JEC会议和一次JEC副手会。这些举措有助于战略经济对话集中协调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

　　第三，对话议题兼顾战略性与有效性。本次对话的主题是“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涉及强化贸易诚信、经济平衡发展、能源节约、金融领域改革、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推动双边投资等六个议题。其中，相对而言，除了在强化贸易诚信议题中涉及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外，其余议题均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平衡发展议题下的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就是说，本次对话的议题设计也充分兼顾了对话的战略性与有效性。

　　2、宏观环境有利　汇率问题凸显

　　自上次战略经济对话举行以来，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中美经济关系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跌宕起伏，但总体上正在从紧张走向缓和，为第三次战略经济对话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宏观环境。

　　首先，中美双边贸易和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7年1-11月，中美贸易达2762亿美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中美贸易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大关已成定局，并且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3大出口市场。与此同时，美国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截止到2007年9月底，美国对华累计直接投资超过550亿美元。

　　第二，贸易争端有所缓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1月20日宣布取消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11月29日，中国与美国在日内瓦签署了有关磋商解决双方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生的补贴争端案的谅解备忘录。

　　第三，美国部分放松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总部设在美国匹兹堡、由日本东芝公司控股的西屋电气公司7月24日与中方签约，为中方兴建4座核反应堆。美国商务部10月18日授予5家在华外资企业“合法终端用户”地位，同时表示不排除授予中国内资企业该地位的可能。中美商务部前天还签署了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发展指导原则。

　　第四，前两次战略经济对话所达成的协议逐步落实。如双边新航空协议正式签署和服务业的相互开放，包括招商银行获准开设纽约分行、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北京代表处分别成立、QFII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到300亿美元、中信证券与贝尔斯登相互持股以及摩根士丹利等美资投资银行加快在华布局等。

　　上述成果的取得，为本次对话创造了远比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宽松的宏观环境，为本次对话在战略性和有效性方面取得平衡作了铺垫。但是，中美贸易失衡状况继续恶化，根据我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1-11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期增长14.07%。与此同时，1-11月中国累计贸易顺差为2381亿美元，增长52.2%，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因此，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凸显。市场对此亦作出反应，12月11日即本次对话前一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直接跳过7.38关口，报于7.3797，再创汇改以来新高。同时，中美双方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的分歧依旧。

　　3、经济协调创新框架　发挥作用前景乐观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国际经济协调的新框架，其前景如何？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创立了一种国际经济协调的新框架。所谓国际经济协调，指的是各个国家或地区或国际组织之间，就汇率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在有关国家之间展开磋商、协调，以维持和促进各协调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寻求在各协调国家均能接受的前提下使参与协调国家整体经济利益趋于最大化。

　　从历史上看，国际经济协调有三种框架：一是在多边协议框架下的机构性协调，如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内容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以协调能源政策为目的的国际能源机构；二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地区协调，如从欧洲共同体起步发展到今天的欧盟；三是在领导人会晤机制下的定期协调，如每年一次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每年两次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国际组织为载体、多边、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为主是上述三种国际经济协调的共同特点。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一种新框架，主要表现在：首先，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其次，它是一种双边的安排而非多边的安排；第三，协调的内容不仅涵盖传统的财政、贸易、货币经济政策以及能源政策，而且包括非传统的医卫、劳保等社会政策以及环保政策；第四，协调频率与七国集团财长与央行行长定期协调的频率一致，每年两次。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于2005年在《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10年的对外经济政策》一书中就大胆设想了这种“两国集团”概念。

　　但是，中美双方对这一新框架都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国政府多年来一贯倡导并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而华盛顿急于求成的倾向十分严重，对新框架取得实际成果的期望值极高，甚至基本集中在人民币汇率单一议题上，并以此作为对话是否有效的标志。双方对于新框架在战略性与有效性问题上的分歧，增加了该框架可持续的难度。尽管如此，中美两国通过三次对话，已经建立起富有成效的沟通渠道，并达成了一些以前所无法达成的共识和协议，为建立更为稳定的经济关系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这一次，双方在平衡对话的战略性与有效性方面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新框架的前景是乐观的。另外，为了克服美国政府换届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总结JCCT和JEC两个机制经久不衰的经验，双方现政府签订一个有关战略经济对话的正式协议不失为一个选择。总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国际经济协调的一种新框架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应有的作用，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

　　4、日本欧盟紧随之后　对话产生辐射影响

　　现在中国都和哪些方面有战略经济对话这种类似框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都有哪些辐射影响？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标志着一种国际经济协调新框架的诞生，反映了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提高后的客观需要，对于稳定和发展中美经济乃至战略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美方提议建立这一新框架，体现了美方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尊重与认可，表明了美方欲与中方在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下通过协调缓解矛盾、弥合分歧、促进共同利益的愿望，是其“负责任利益攸关方”政策的具体实践。同时，中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原则也与建立这一新框架的宗旨一致。 

　　更重要的是，正如“两国集团”概念提出者伯格斯坦指出的那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有从长期培养两国之间更有建设性的关系的潜力，这种关系必然会在未来的几年或许几十年里引导世界经济。 

　　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这一新框架的示范下，日本、欧盟纷纷提出与我建立类似的对话框架。

　　首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会议已于12月1日至2日在北京成功举行。中日双方在推动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促进节能环保、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等战略性议题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同时签署了日本向中国环保项目提供贷款和两国间罪犯引渡等两个具体协议。

　　在此之前，在11月28日举行的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双方正式同意建立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预计明年年初该机制就将投入运行。这种情况，与中美JCCT诞生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纷纷与我建立财政对话机制如出一辙。 

　　总之，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为标志的这个国际经济协调新框架是围绕着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中国而展开的，为中国有效地管理她与三大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平台。中方应该抓住机遇，与三大贸易伙伴共同努力，在新框架的运作中兼顾战略性与有效性，保持她的生命力，为贯彻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完善国际经济体制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点。

　　双方代表团主要成员

　　中方：由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领，主要成员有财政部长谢旭人、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改委主任马凯、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和商务部副部长陈德铭等。

　　美方：由团长、财政部长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莱维特、贸易代表施瓦布、环境保护署署长约翰逊、能源部副部长塞尔、副国务卿杰弗里、美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兰布赖特等8位组成。中美双方大使周文重和雷德也参加了对话。  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王国兴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