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来，突击干，悄悄回。”如今已是上海一家民营科技企业董事长的林生，在回忆20多年前自己的“星期六工程师”生涯时，用了这九个字来形容当初的状态。在1990年“下海”之前，林生是中科院上海某研究所的科技人员。

　　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以一篇《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文章，报道了许多工程师周末下乡镇企业“走穴”的情况。这是这个群体第一次被定义。当时国家科委的一位负责人说：提出“星期六工程师”，是广东的一大发明。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锡、常地区就已占尽了上海“星期六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他们都在悄悄逃离本单位的牢笼。”林生说。

　　这些“星期六工程师”都来自国有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最初的时候，只是少数人员通过各种关系与周边的乡镇企业建立联系，利用节假日时间为企业担当技术顾问，并从中获取适量的报酬。“其实那时都算有些机缘巧合吧。”林生说。

　　渐渐地，这个人群开始壮大起来。据说那个年代，在上海郊区以及苏南浙北，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往往都随身携带着一张“联络图”，上面写着那些“星期六工程师”们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只要一遇到技术难题，凭借这张联络图，厂长们就可以打电话或登门求教。

　　而一些媒介也充当了城乡交流的“月老”。上海广播电台的《城乡经济》节目，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并红极一时。他们在节目中陆续播送上海乡镇企业需要哪些专业人才，又介绍上海各系统一大批科技人才、技术工人的技术特点。

　　对于当初求贤若渴的民营企业而言，“星期六工程师”所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言说。那个年代，“星期六工程师”在上海周边地区尤其吃香。他们的收入自然也不菲。“一般一天能有个四五百元钱吧。”林生透露。

　　林生回忆说，一到周六下班后(那时是六天工作制)，他就会和许多“星期六工程师”一样，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之后，一般都是先找个洗澡堂住下。周日一早再赶汽车，到下面的乡镇企业。周日晚上还要在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周一早上，必须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里。“要不，周一领导见不到人，就乱套了。”回上海的车票，有时托在车站工作的朋友买。有时找不到人，买不到火车票就得想办法混进车站，“这是常有的事。”

　　不过，对于这些“星期六工程师”而言，心累多于体力上的劳累。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才流动体制，他们在乡镇企业的“兼职”行为，基本都是“秘密地下活动”。“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当年《瞭望》杂志的报道如此评价。

　　不过，“星期六工程师”们的这种担心并非多虑。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与其他三个工程师一起，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使这家濒临倒闭的企业起死回生。厂长为表示感谢，到年底发给四个人每人600元。

　　就是这600元把韩庆生送进了监狱，一八一厂的有关领导知晓此事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被判有罪，罪名就是“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用韩庆生的话说：“相当于两元钱坐一天牢。”

　　在此后的若干年内，国营机构里的科技人员能否外出兼职，始终是一个纠缠不清的话题。当初争论四起，其中一种激烈的反对观点是：工程师在国营企业工作，拿的是国家的工资，怎么能用“国家资源”来填自己的腰包？

　　林生也回忆说，他当时做“星期六工程师”的事情，后来被所在单位知道了，单位曾找他谈过话。这也成为林生日后彻底逃离事业单位而“下海”的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专门下达了文件，称“允许科技干部兼职”，至此，争论才总算尘埃落定。而事实上，在那时，民营企业聘用科技人员已是一个十分普遍和自然的现象。吴晓波认为，这份文件已成一个追认式的“马后炮”。

　　此后的1992年，真正意义上的官员下海成为时髦。“停薪留职”作为“下海发财”的代名词，开始流行于大江南北。

　　所谓“停薪留职”，即是保留原有职位，不打破铁饭碗，一旦“下海”失败，仍可“回朝做官”，这听上去的确是个毫无后顾之忧的赚钱法门。

　　于是，为了体验“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许多怀有梦想的官员们都开始心为所动。

　　曾在上海卢湾区某经济部门任职的李海涛就是其中的一员。李在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宏观层面的人士，又因工作需要曾接触过不少私营企业主。这些都成为他日后下海的便利条件。不过，李海涛在商海十几年浮沉，磕磕碰碰中竟有些后悔当初的逃离。

　　当然，还是有不少当年辞官下海的人，如今都成了业内的翘楚。　　　中国新闻周刊 （谢良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