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读《雷雨》剧本时，就很想拜见曹禺先生。然而，真正见到曹禺先生，已是15年后的事情了。

　　那是1993年的5月初，北京春和景明，杨花飞舞。我赴京公干。办完事后，我便抓紧时间去拜访曹禺先生。门扉叩开，开门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阿婆。她一开口就用上海话问我：“侬找啥人啊？”我心中一乐，笑着用上海话说：“阿婆，侬是上海人。我是上海来的记者，是来拜访曹禺先生的。”

　　老阿婆倒是快人快语，双手一拍遗憾地说：“啊哟，曹先生最近身体不舒服，住到北京医院养病了。”

　　我赶忙问：“曹禺先生毛病要紧？我可以到医院去看看他？”

　　老阿婆听了，想了一会儿说：“格能好？我是曹老先生家里的保姆，我现在就要到医院去给老先生送小菜去。我将侬的愿望告诉他。侬明天早上8点半到北京医院大门口等着。说不定，运道好，就可见到曹先生了。”

　　没等我表示谢意，老阿婆就急急下楼，乘车走了。

　　次日早晨，尽管我对能否见到曹禺先生心中没底，但还是按照老阿婆的吩咐，提早一刻钟就等在了北京医院大门口。8点半还差两分钟时，我看见老阿婆从医院里走出来，老远就对我招手。待她走到跟前，还未等我开口问，她就笑吟吟地说：“今朝老先生精神老好咯。他欢迎侬进去采访他。喏，侬现在就朝里厢走，转弯角子上，立了一个人，是老先生的秘书，他会带侬去见老先生的。”

　　我按照老阿婆指点，走到那个转角处。果然是曹禺先生的秘书在此等候我。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叮嘱我，为了曹老的健康，采访只能15分钟。随后，他将我引到曹老的病房里。

　　我一见到坐在轮椅里的曹禺先生，立刻趋步向前，向他问好。

　　他感慨地说：“上海是我永远忘不了的城市，那里有我许多朋友。有巴金、于伶、柯灵等。他们都好吗？”

　　我回答说：“他们都很好。”

　　曹禺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当年最早发现《雷雨》的是巴金。是他将《雷雨》推荐给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才得以发表的。”

　　我由衷地对他说：“《雷雨》确实写得很精彩。”随后，我向他说了，我们七位同学昼夜读《雷雨》的故事。

　　他听了，笑了。

　　接着，我还告诉他，后来我还读过他的《日出》和《原野》等剧本，还观看过《雷雨》《日出》《原野》的话剧演出或电影。

　　曹禺先生听完我的话后，微笑着对我说：“《日出》是我30年代在上海生活的感受。是有感而发吧。你知道吗，《日出》和《原野》的首演都是在上海。”说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看着窗外，喃喃说道：“我真想念上海，想念上海的老朋友啊。”

　　此刻，秘书俯身对曹禺先生说：“会见时间快到了，您该休息了。”

　　曹禺先生听了，有点遗憾地对我说：“不能多说了，医生要有意见了。你从上海来看我，我送本书(《曹禺代表作》)给你，作个纪念。”他笑着对我说：“今天是五四运动七十四周年，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我理解曹禺先生此时此刻的心情，五四运动对他们这一代作家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我记得，曹禺先生曾经说过，易卜生的作品虽然是非常深刻动人的，但“无论如何不能使我像读五四时期作品一样的喜爱”。可以说，曹禺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剧作家。

　　明刊怀念徐昌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