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殡葬业一瞥

　　冬至将至，按照上海人的习俗，冬至那天大多会扶老携幼前往墓地祭奠亡灵，至于尚未下葬的先人骨灰也多会选在这天入土为安。冬至与清明一样，堪称亡者的“节日”。此时此刻，我们对老上海的殡葬业作一简单回顾，似乎也就顺理成章。 

　　从“红白杠”到普善山庄

　　老上海从事传统殡葬的行业叫“红白杠”，大多分布在寺庙和贳器店附近，不挂招牌但划分势力范围，负责人俗称“杠头”。“红白杠”是个松散组织，平时杠员各行本业，遇有婚丧喜事由杠头召集，事毕即散。遇有人家办丧事，“红白杠”除代为布置灵堂、主持祭奠仪式、招待吊唁宾客、抬棺出殡外，还提供吃“豆腐饭”所需的炊饮餐具及桌椅板凳等。

　　这些器具多由“红白杠”出面向贳器店租赁，所以“红白杠”与贳器店形成“一条龙”服务。所谓贳器店，是指专门出租祭祀和餐饮器具的店家，这些器具多用于红白喜事，包括茶担、圆桌等。有时应客户要求，贳器店也提供诸如搭天棚、扎彩、挂堂幔、张挽幛等服务。老上海的贳器店多集中在黄浦区的永寿路上，故当年有“贳器一条街”之称。

　　百年前的上海还处在“以轿代步”的时代，无论文武官员出巡，还是富豪乡绅出游，其交通工具多为轿子。主人地位越显赫，轿夫就越多。所以那时有钱人家出殡，都要叫上一帮“红白杠”组成轿班，抬着覆以帐幔的楠木棺材巡游一周后，再到墓地落葬，或停厝寺庙庵堂内。此举无非是摆阔、讲排场罢了。

　　与此同时，上海又是个移民城市，当年沪上众多同乡会馆、公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客死同乡提供场所以暂厝棺柩，待日后运葬故里，此外还向贫困同乡施恤棺木，辟建义冢地掩埋遗体。这些厝柩的场所称之为丙舍或寄柩所。上海最早的丙舍当推四明公所于1798年（清嘉庆三年）在老城厢北门外设立的寄柩厂。“厂”址位于今人民路852号，当年占地30余亩，由旅沪宁波籍人士每人每天捐助一文钱集资购地建造。

　　此外还有诸如普善山庄和同仁辅元堂这样的慈善团体，用募集到的善款辟建义冢地，以掩埋、火化倒毙街头的“露尸”。另设有施材栈，向贫穷死者免费提供棺木。当年设在江宁路上的普善山庄施材栈长年生产刷有蓝底白十字标记的薄皮棺材，并在江宁路桥北堍附近建有义冢地，在成都路桥南堍辟筑露尸火葬场。1937年中国战机误炸大世界难民所，炸死2000余人。普善山庄收尸车全体出动，又租借多辆卡车至现场收拾残骸，两天后才清理完毕，尸骸运往大场公墓埋葬。至于同仁辅元堂的义冢地，大多分布在浦东白莲泾一带。

　　美国老板的生意经

　　近代上海是一个华洋杂居的国际性大都市，随着外侨不断涌入，客死沪上者自然也同步增加。这些外国丧家已不满足先前主要由教堂主持的葬礼，希望能有一家专门机构为其提供殡葬服务。1926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华凯斯柯特公司瞄准商机，向一位旅沪法国侨民租下了位于今胶州路207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开办了专事殡殓的“大礼厅”，次年改称“万国殡仪馆”。自此“殡仪馆”三字才为国人所接受，而万国殡仪馆成为上海第一家正规殡仪馆。

　　1934年时任经理的美国人施高德将万国殡仪馆改组为独资企业，自任老板，同时承办“高等”华人丧事，除提供汽车接尸，防腐整容，著衣成殓，寄存棺柩，代办土、火葬等常规服务外，还自制棺材及骨灰盒出售，并在馆内专设壁龛，供寄存骨灰之用。据说当年馆内备有两辆美国造的“克雷斯莱”牌轿车，其中大轿车车身较长，专门用于接送遗体。至于那辆小轿车由施高德专用，他常常开着小车亲临丧家，一探虚实。遇有殷商大户，这位美国老板便大献殷勤，极力推荐各类高档丧葬用品，抬高殡殓规格，为的是掏尽丧家腰包。

　　万国殡仪馆的底层礼厅原来全为西式装饰，内置钢琴一架。外侨丧礼由神父或牧师主持，唱诗班在钢琴伴奏下齐唱赞美诗《天堂再相会》，以示送魂入天堂。自施高德独掌该馆后，遇华人丧事亦允许在西式礼厅内吹打中国民乐，大做水陆道场。在当年的“万国”洋房花园中，常常可见袅袅香烟伴随着悠悠丝竹调和喃喃诵经声飘向远方……而这些超度的亡灵给施高德带来的却是丰厚的回报，据说当年万国殡仪馆每月只需承办一两家丧事，即可维持当月日常开销，若多来几家则为纯利矣。

　　1935年因吊唁阮玲玉的民众川流不息，施高德灵机一动，宣布吊丧者必须身佩小黄花，每朵小花售价一元。试想一下，开吊三天，祭奠者达十万之众，施高德的腰包又该鼓胀几许？

　　抗战中勃兴“经济型”殡仪馆

　　随着万国殡仪馆的开办，这种现代化的殡殓机构逐渐为沪上“开风气之先”人士所接受，至抗战爆发前，国人自办的殡仪馆已有中国、上海、中央三家。1937年抗战爆发，民众纷纷避难“孤岛”租界，界内人口激增，房屋短缺，升斗小民遇有丧事，往往就在弄堂里露天殡殓。又因战争关系，会馆公所原先承办的寄柩、运葬业务大多停顿，因无处停厝，棺柩常常被搁置在人行道上，严重危及公共卫生。

　　于是，在沪西及南市地区相继出现了以“取费低廉，手续简便”招徕丧家的“经济型”殡仪馆，沪西有大众、乐园、万安、世界、大华、白宫、上天、大陆、安乐等近十家；南市有沪南、南市、斜桥、永安、丽园、国际等数家；虹口唐山路上开有国华殡仪馆。至解放前夕，上海共有大小殡仪馆约30家，私营寄柩所24家。至此，上海私营殡葬业达一顶峰。

　　这些殡仪馆主要从事接尸、整容、入殓、寄柩等业务，兼售寿材、寿衣等丧葬物品，有的还代办运柩、公墓落葬、筵席贳器，代请僧尼、道士等。个别殡仪馆还采用冷气或注射防腐针方式保存遗体。但八年抗战，交通阻滞，寄存于各殡仪馆内的棺柩因无法及时清运，堆积如山。久而久之，棺木破败，腐水外泄，秽气冲天，所谓“积柩问题”再次危及市民身心健康。

　　抗战胜利伊始，上海市政府曾严令各殡仪馆限期出清积柩，并不得再行寄柩，逾期全部火化。这条命令不啻给大小殡仪馆一个沉重打击，须知他们是专靠售材、寄柩赢利的。有位殡仪馆老板就曾感叹道：“殡仪馆的钱太好赚了！每年光寄柩费一项便有几亿元收入。此外代买寿材也有丰厚利润，越是想买好棺材的有钱人，钱越好赚，可以漫天开价。”结论是：“开过殡仪馆后，什么生意都不想做了！”好在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当局应对的危机远比“积柩”严重，也就无心“清除积柩，厉行火葬”了。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着手清除各类积柩、浮厝达10万具之多，并积极推行“提倡火葬、限制土葬、鼓励外运”的殡葬改革政策。一向靠寄柩、售材牟利的私营殡仪馆在新政权的威势下，自然是客户大减、营业萎缩，纷纷歇业或转产，残存者也在1956年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并入国营殡葬单位。（吴健熙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

　　往事沧桑话火葬

　　57年前，我到西宝兴路火葬场工作。当时火葬场有静安寺、西宝兴路和位于哈密路上的露尸火葬场，属市卫生局管辖，后来划归市民政局。有钱人死后一般去位于今静安公园内的静安寺火葬场火化，那里的环境和设备较好，使用煤气火化炉，西宝兴路火化炉用的是煤炭或木炭。与静安寺火葬场相比，西宝兴路火葬场价格便宜些：火化费10元、接尸费3元、礼厅租金3到4元，再花上5到6元买只骨灰盒，办个丧事花20多元就够了，困难家庭还可减免费用。所以在西宝兴路火化的死者一般属中下层人士。

　　火葬场也备有礼厅、壁龛等设施，供家属举行告别仪式和存放骨灰之用。当年的送葬现场很少摆放花圈，倒有不少丧家请来和尚、道士，就在火葬场内大做道场。一家老小大多披麻戴孝，好在火葬场方面也有麻质或布质孝衣出租，租价低廉，一套仅花几角钱。

　　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业务办公室接听丧家电话，安排接尸事宜。只要接到电话，无论昼夜，接尸工马上出发。那时常用的运输工具是带拖斗的“哈莱”牌三轮摩托车，拖斗改装成箱体式，用于安放遗体。如路途较近便用脚踏三轮车接尸。有时家属要求护送遗体，就改用汽车接尸，费用自然也高些。但那时大多数遗体由殡仪馆直接派车送来。遗体有的装在临时棺柩内，有的只盖块白布，因家属已经在殡仪馆举行过大殓仪式，一般经验尸官勘验后直接进炉火化。值得一提的是，殡仪馆遗体一到，随车人员总会送上些小费，数目不多，一般二三元钱，大家平分后只得几毛钱。这是当年陋规，因殡葬业小工大多没有固定工资，他们主要收入是丧家给的小费。

　　说到验尸官，有必要介绍下源于租界时代的火化验尸制度。按当时法律规定，人死后家属先到派出所注销户口、领取死亡证；如人死在医院，则凭医生开具的死亡医学报告，向公安部门领取死亡证。然后还要向当地法院检察处呈递一份《准许火化申请书》（俗称“状纸”）。法院受理后，便会派专职验尸官（俗称“法医”）前往火葬场验尸。这些验尸官一般每天下午到场，经勘验无误后，就在验尸单上签上“准予火化”字样和验尸官姓名，再收去死亡证，即可火化了。如经勘查发现死因与死亡证上的表述不符，遗体便被要求送法院验尸所进一步调查。后来为提倡火葬、方便丧家起见，便废除了这一法院验尸程序，改由民政部门签发准予火化证明。 　口述 陈岳良   整理 忻秉勇（上海殡葬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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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冬至

　　“冬至”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之所以有此称呼，是因为位于北半球的中国这天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入冬后寒冷阴森的天气就此达到了极点。过了冬至，再经小寒、大寒，便是春节了，所以“冬至”又有阳气初萌、冬尽春回之意。冬至一般总在农历十一月里出现，故有“冬至不离十一月”之说。若依据阳历，冬至日期非常准确，一定是在每年的12月22日或23日，今年的冬至即为22日。至于冬至成为祭祖的节日，大约始于宋代，这天皇帝还要举行祭天大典。在民间冬至除了祭祀先人之外，还要进补食物。据说从前苏浙一带有冬至吃汤圆习俗，取团圆之意；至于北方各地则多吃馄饨，故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俗谚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