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送杨老师回北京

　　我们家里穷，拿不出住院治疗的100多元医疗费，杨老师每月50来元的工资，平常都用在我和另外一些穷苦学生身上，身上也是没钱，他给北京正在东风电视机厂当徒工的妹妹杨李发去加急电报，杨李在北京的亲戚那里借200元寄了过来，为我办了治疗手续。

　　在抢救我的半个多月中，杨老师积劳成疾，给他十分健壮的身体埋下了巨大隐患。在我毕业后的第三个月，杨老师病倒了，住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七野战医院。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杨老师正昏睡着，医生说患的是胸膜炎，后腰还长了一个痈，本该早就住院治疗，谁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杨老师醒了，见了我非常高兴：“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些天就会好的。你来了正好，在学校时没教你摄影，这段儿给你办个培训班，吃点儿偏饭。”

　　杨老师的乐观开朗也感染了我。我们就把病房当课堂，一边治病，一边教学摄影。开始时医生护士都极力反对，骂我不懂事儿，怎么能让一个病人教这教那呢。我告诉医生：“你们不了解我的老师，你让他老老实实地呆着，一定会病上加病，他给我讲课，见我能学点新知识，一高兴病也会好得快的。”

　　医生对我的强词夺理，哭笑不得，只好随我们去了。也怪，杨老师给我讲景深、透视、光线、色彩、构图，给我拆卸构造非常复杂的相机，一天休息不了多长时间，病情不但没加重，反而减轻了不少，烧陆续退了，饭量也增长了，精神也越来越好。护士们忙完工作，也都跑到我们的病房，看着杨老师教我学摄影。摄影照相，在那个年头儿绝对是一门神秘学问，年轻人好奇，见着如此新鲜事儿，哪能不趋之若鹜呢！

　　杨老师的病房被我们搞得越来越不像样了，他那些毕了业的学生和家长听到他住院的消息，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的走了几十里山路，抱着公鸡，挎着鸡蛋，近道的擀好了面条，煮好了饺子，一股脑地送到医院。好在杨老师和医生护士处得很好，他们把同屋的病号给挪了屋，腾出一大间给他接待络绎不绝的学生、乡亲。同科室的病友们纳闷儿：“108号那个姓杨的，说话像北京的口音，这块儿的亲戚怎么那么多呢！”

　　一个月过去了，由于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杨老师的豁达开朗，胸膜炎和痈两大病魔败下阵来，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按医院安排，他出院后还需吃药休息一段时间。一般的干部职工治病休假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杨老师不同，他是个被多方控制的特殊人物。休养报告递上去了，还好，那阵儿正赶上专案组忙别的事儿了，无暇顾及对他们已构不成威胁的杨老师一家人，报告一个多星期就批了下来。

　　我代表我们全家人，代表我的同学们和乡亲们送杨老师回北京。从没出过远门、走出大山的我，冷不丁要进全国最大的城市，并且还要见当过中央大官的杨老师的父母，心里实在发毛。要知道，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的官儿就是公社书记，而且还是开群众大会在台下远远地看到的。临走时妈妈一再嘱咐我：“到那儿机灵点儿，长点眼色,杨老师的爹妈是大官儿，千万别气着人家。没看咱生产队的队长都那么大的架子，人家的架子指不定大成啥样儿呢！唉……”我诺诺连声，硬着头皮、心惊胆战地登上了进京的火车。

　　火车，是我第一次见到，更是第一次坐的玩意，尽管很稳，可我还是有些晕。杨老师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脸色有些发黄，也有晕车的感觉。他找到列车员，拿出出院单，要求办两张卧铺。列车员问：“你是什么级别？”杨老师说：“我是教师，不知是什么级别。”“不行，县团级以上才能办卧铺。”杨老师苦笑一下，只好又默默返回硬座。

　　经过8个多小时的颠簸，1975年5月30日下午4时，火车进了北京站。我和杨老师提着四个大纸箱子摇摇晃晃下了车，纸箱子里装的是乡亲们送给杨老师补养的鸡蛋、小米、绿豆，很沉。

　　出了站，远远地就听见：“回来喽，回来喽！”杨老师告诉我：“是哥哥、妹妹来接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