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茹志鹃去世整整九年了。每年冬至，我们都要在她的相片前奉上鲜花果蔬。其实妈妈始终活在我心里。我时时在心里唤她，她如九泉下有知，应该听见的。

　　妈妈幼年丧母，家境贫寒，18岁在我大舅（沈之瑜，原名茹志成，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1990年去世）的带领下到解放区参加新四军。

　　1955年，妈妈带着4岁的我和1岁的安忆从南京部队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任编辑，那时爸爸还在部队，一家三口再加保姆住淮海路一大一小两间房，保姆带我们姐妹俩住大间，妈妈一人住朝北的小间。小间的北窗下放一张单人写字台，桌角上有只花瓶，插着一束夜来香，花瓶下是一帧鲁迅先生的画像。一窗之隔便是喧闹的后弄。

　　我读小学时，每天放学先去妈妈处报到，一进门，总是看到她伏案的背影，夏天耳朵里塞着棉花球，冬天怀里抱着热水袋。桌上是一叠叠稿纸，上面写得密密麻麻，到处划着杠杠，这行牵出一条，那行牵出一条，边边角角都是字。妈妈不是那种文思泉涌的作家，她写得很慢很苦，更多的时候是望着窗外思索，眼神飘得很远。其实我看到她白天写作的时候她已经有了创作假。创作的最初阶段还要苦，她是个责任性很强的母亲，每天下班总要跟我们姐妹周旋一番，才回到小房间伏案至深夜。

　　她的小说《百合花》起先遭多家杂志社退稿，理由是写战争残酷，情调不对，直至在《延河》发表后受到茅盾先生的好评——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令我满意的小说——才引起注意，多年来一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妈妈在一篇文章里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把我的作品与风格两字联系在一起。茅盾先生的鼓励更坚定妈妈的文学信念，50年代后期她出版了《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短篇小说集，作品被翻译成俄、日等文字。她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文革”结束，妈妈已经五十出头，当上了外婆。当时我所在的安徽五河闹地震，条件又差，儿子出生后就放在妈妈身边。这事我至今想起来就内疚，怪自己不该图轻松。妈妈已荒废了十年的创作生命，经过一场浩劫，许多事都拨乱反正，作为一名作家，她有多少事要思考，有多少东西要写。而母亲毫无怨言地一边带孩子，一边写作，一头都不肯马虎。她给外孙调牛奶就像做实验，瓶瓶罐罐一大堆，蜂蜜若干鱼肝油若干奶粉若干。她的早晨从每天晚上九点开始，直到这时，忙了一天尿布奶瓶的她才能安静地坐到写字台前开始工作。我们家已搬到愚园路，妈妈有了间较大的房间，集吃饭睡觉写作会客为一体，写字台还是靠窗放。

　　那年我回上海，一进门就看到妈妈的背影，她正坐在写字台前，一手翻看写到一半的稿子，一手搂着几个月大的外孙，她已有了白发。桌上除了稿纸、书、资料，还有奶瓶、玩具和擦口水的手绢，儿子正抓着一支钢笔啃得口水淋漓，皱眉沉思的妈妈发现后忙去抢下来，那一刻，她从一名作家迅速转换为慈祥的外婆。就在两个角色的不断转换中，妈妈完成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时期作品，前者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妈妈始终努力把创作与时代紧紧结合。她的前期作品以歌颂新社会为主，“文革”后作品则表现了很强的反省精神。刮浮夸风时她曾到安徽农村参观，人家把几亩地的稻子移到一块田给她看，她激动得不得了，回来就写了一篇歌颂文章。“文革”后，她一直良心不安，写《剪辑错了的故事》就是深入反省的结果，她说是“还了一笔债”。妈妈对文学不懈追求的精神是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

　　明日请看《一次难忘的叙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