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惊叹上海地区有偌大一座园艺场。仔细观赏了园内由美国引进的圣诞花后，原先对圣诞花的似曾相识感变得清晰了：不就是“一品红”吗？闽中许多乡间历来都有种植。

　　不由浮出一个命题：物由人择。“物乃天设”是客观无疑的，但是还有个人类“后天”的主观选择，即取人之有补己之无，或取人之优黜己之劣，“引进”之谓也，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拿荔枝说事吧。据史料记载，闽中莆田的唐植“陈紫”便被美国传教士看中，将苗带回国去，而后推广至巴西、古巴等国。

　　以上美国圣诞花，是否也是从中国传去而经过人家再改良的呢？这个问题交给植物学家去探讨。至于圣诞花的名字由何时何人在何地第一个叫响，亦不得而知。人类文明史在不断演进，随时都会有“好事者”冒出来，一番手舞足蹈之后，随心而标新立异。

　　有一点却是确凿不争的：圣诞节并非西洋专利，中国亦有之。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就有左丞相源乾曜和右丞相张说等人上表，力陈以玄宗8月5日生日这天为“圣节”，获得“制许”。可是，玄宗驾崩后，此节何曾千秋，在民间得以持续？呜呼！皇帝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这“圣节”忘了、弃了也罢。

　　还有一个纪念孔子的中国圣诞（9月28日），即使不是一以贯之地被弘扬，民族的内敛性格又决定了它不像洋圣诞那么盛大夸张，但它总在历史的树阴下活着，怎么着也弃不了。1927年，香港的“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见鲁迅《三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旗帜鲜明地赞成新文化的鲁迅先生，文中的这段引述当属于客观的纪实。

　　二十世纪初叶，文言文的形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发展，“阿谀的贵族文学”盛行，于是挟着反封建的呼声，立志改革的先驱者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主张建立“新鲜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对的，当予以肯定。中国要进步，必须提倡民主、科学和新文学。“孔家店”被定为打倒对象在所难免。然而，是时孔子毕竟已经作古将近两千四百年，多少有点代人受过的味道。

　　换个角度想想，谁让他是“古装文化”的代表人物呢？早就“躺”下了还要“打倒”，正说明了其伟大而不可磨灭——这正是他的生日值得纪念的理由。呜呼！从当年的“打倒孔家店”到现今走出国门开办百所“孔子学院”，时代不同了。孔子学说在其身后沉沉浮浮，无不与国情国运相关。

　　记得有一阵，我们的大众媒体上禁用“圣诞”字眼，这实在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疏忽。有些人把圣诞当成了“全进口”的那种东西，贬而拒之。殊不知，中国土地上的圣诞花并非为老外而开！

　　洋圣诞提出伊始，纪念的对象和节期是不统一的，罗马教会的基督教徒用以纪念耶稣生日，异教徒则拿它来纪念太阳神。后来才基本归一为纪念耶稣生日，并把节期放宽为每年的12月24日到第二年的1月6日。延续至今，洋圣诞已经成为欧美各国普天同庆的全民节日。圣诞花随处可见。在偶像的选择和节日的认可上，人心表现出了坚强与坚持；在参与保留传统内容的纪念活动中，人心转向了现世与现实。圣诞节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关怀色彩。

　　国门开放，洋圣诞在中国也红火起来了。我想，人类向往祥和喜庆的心是相通的，引“世界大家庭”的欢乐为自己的欢乐，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我要说，中国圣诞远比洋圣诞实在，纪念的是一个曾经鲜活存在，其思想学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发挥过作用，并将继续作用于现在与未来的“国粹”——圣人孔子。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圣诞。

　　园艺场暖棚里的美国圣诞花，培育起来很讲究工夫。花期的早晚与受光度成反比，若要提早就要“遮光”，推迟则必须“加光”。虽然它的花期不算短，照顾得好保持两三个月不成问题，但整株是又娇又小。而闽中乡间栽在屋前空地上的圣诞花就不一样了，风里生雨里长，高可盈丈，粗壮的茎已然有点木质感，花儿亦鲜亦艳亦美。我将它视为骄傲！

　　这些年，骄傲的圣诞花依旧热烈绽放，以喜气染红灿烂，把国泰民安写于花瓣、举在枝头，国人颂扬孔子，一部《论语》被搬上央视讲坛，孔学流播宇内，黄河闻之，泰山知之，曲阜悉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我从来不怀疑人口之众占世界可观比例的国人的表现力，在继往开来的旋律下，中国圣诞完全可以做到形神兼备、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