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这次团聚很不容易

　　我接着说：“我哥哥虽然识字不少，但他没能全面领会您题字的深意。已经偷偷读过《红旗飘飘》的我，感受却不一般，我知道老师在想念不知去向的杨伯伯，又想起了您在中南海丰泽园旁边度过十五六个春秋的家。杨老师，想爸爸妈妈、想家的心情不能说出来，是很难受的。”

　　说到这里，我有些哽咽，杨老师也黯然落泪。杨伯伯伟人风度，见轻松的话题突然变得沉重起来，朗朗一笑：“我说同志们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精彩得很，是毛主席带领我们共同创造的。一首曲子有高音区，也有低音区，全是高音就没法听了，妈妈是戏剧家，我讲得没错吧！”伯伯的话寓意深长，全桌人在细细地品味。

　　特殊的家宴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末了，杨伯伯讲：“这次团聚很不容易，这是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团聚，我和妈妈很高兴。这些年我对外面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哪天有时间请刘文给我谈谈农村，谈谈农民，我很想知道一些基层的情况。”

　　晚饭后，绍京大哥对杨老师讲：“小二，你陪爸爸妈妈聊聊天，我带刘文看天安门去。”在天安门广场，绍京大哥告诉我：“我在南京的一个部队科研所工作，是个技术干部，和你嫂子张美德今年春天结的婚。美德也是军人，这次请假回来看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她本该一同回来的，可惜没请下来假，她若是回来，我们全家人你就都见到了。”

　　夜晚的长安街，车不多，人也很少，我和绍京大哥边走边谈，一直走到离西直门很近了才想起坐车。绍京大哥向我详细了解了杨老师在张三营工作生活的情况，他说：“小二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弟弟妹妹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天各一方，一家人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只是近二年才取得了联系。爸爸妈妈对我们讲，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人民大众，只要坚信这几点，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进了招待所，绍京大哥又对我讲：“我是学理工的，在文学上帮不了你多大的忙，你要多向爸爸妈妈和小二请教，他们都是行家。”回到招待所，我便昏然睡去，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杨老师过来叫我，我才醒来。“洗脸，刷牙，吃饭去。”杨老师说完就下楼去了餐厅。我洗漱完毕下楼，看见伯母一手扶着楼梯扶手，一手托着一个用白布包起来的东西，一步一挪地上楼，我赶忙过去要搀扶。杨李姐姐在后面喊：“别扶别扶，妈妈这是在锻炼哪！”我怔怔地看着杨李姐姐，有些茫然，杨李姐姐见我这副傻样子，扑哧一乐：“妈妈天天早晨4点起来锻炼，上楼下楼20个来回，雷打不动。”“伯母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呀？我帮她拿。”杨李姐姐听了笑得更厉害了：“那是一块用布包起来的砖，是妈妈用来练手劲儿的，你拿过来算怎么着？”伯母没理睬我们姐弟的谈话，神情十分专注地抬腿、落脚，一级一级楼梯往上挪，终于到了二楼，这才松口气，对杨李姐姐说：“妞妞带刘文吃饭去，我还差一个来回呢。”杨李姐姐拽上我就走，我回头张望伯母艰难跋涉的身影，鼻子酸酸的。

　　杨老师在一楼大餐厅等我们，靠东北角的一张桌是他家专用的，西南两面用屏风挡着。我们刚进来不久，餐厅门口又进来一位老人，六七十岁的年纪，大高个儿，满头银发，在西南角一张隔有屏风的桌前坐下。杨老师悄声告诉我：“那是薄一波，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这位稍矮一点的是杨献珍，哲学家。”

　　我对这些当年在党内赫赫有名的人物一无所知，只知道广播上批得最凶的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看来，在这个招待所暂住的，还不止杨伯伯一家。后来才知道，是周恩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雷厉风行，立即释放了长期被关押的300多位高级干部，暂时安排在国务院二招的就有好几家。

　　饭堂安静极了，谁也不说话，各家吃各家的，气氛沉闷压抑，只能听见服务员端送饭菜的轻轻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