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树青：我14岁进北师大附中。我父亲常去琉璃厂，我放学的时候也常去，就跟他们很熟了，我听他们讲话，听他们讲故事，就记得很多了。

　　记者：您的“眼学”是不是就这样逐渐练出来了?    

　　史树青：当然了。我用两毛钱买过一幅字画，谁的呢，丘逢甲，清朝末年的一个台湾人。

　　记者：当时没有人知道？

　　史树青：没人知道，我知道丘逢甲这个人啊。两毛钱!丘逢甲!现在是国宝!我就保存，后来办展览我捐了。

　　至今，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的这幅真迹仍然存放在国家博物馆的仓库里，这幅当年两毛钱买的画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捡到这幅画的时候史树青只有15岁。之后70年的岁月中他“捡漏”的爱好就一直没有断过。1938年，史树青中学毕业，并考上北平辅仁大学，当时的他已经在书画鉴定界小有名气了。

　　史树青：中学毕业时老师就给我作诗，赞扬我懂得书画：“书画常叫老眼花，鉴藏年少独名家。”

　　记者：那是夸您呢。当时您鉴定了什么东西，让老师印象很深?

　　史树青：那是郑板桥的一张画，老师们都不懂，就我说是真的。结果到琉璃厂去卖，真是真的。

　　记者：那您怎么就敢断定它是真的呢?

　　史树青：我看郑板桥的东西很有经验，我家有郑板桥的画。我看郑板桥的书，看郑板桥的字，看年代。

　　记者：在您印象当中有没有看错的时候？

　　史树青：大错真没有过。错就是错，正确就是正确。 

　　不久前，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发现了一把青铜剑，他认为是越王勾践剑，当即花1800元钱将剑买下。后来有的专家认为是假的，博物馆不收。为了这事，史树青写了一首诗：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在文物鉴定界，其实围绕一件文物各执一词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很多文物的鉴定最终也不能定论，像史树青这样的大鉴定家经常也会面对一种两难的境地。

　　夏玫云(史树青的夫人)：也是上个世纪了，张大千的一张画是在浙江拍卖行卖的，卖了100万元，再加上佣金是120万元。那张画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当时上海有个鉴定家非常有名，叫谢稚柳先生，他说是真的；到北京来找徐邦达先生，徐邦达也是非常有名的鉴定大家。徐先生说是假的。南北两个鉴定家意见完全相反，这个买主心里就不踏实了，然后就找到史树青。在找他以前还找了一些其他的专家，这些专家都不表态，因为怎么表态都不好，不是得罪这边，就是得罪那边。史树青却马上表态：假的，不光说假的还说是在台湾造的假，说出一套理由来。

　　史树青：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不说违心的话。如果是我的水平不够，看错了，那是我的责任。

　　从进入国立历史馆的那一天开始，史树青从最早的书画鉴定不断扩展到各类文物，大到陶瓷器皿，小到一枚印章，经他鉴定的文物有上百万件之多。在博物馆工作了这么多年，史树青曾陆续把许多收藏的珍贵字画捐给了博物馆，除了丘逢甲的字之外，最著名的是一幅1956年捐赠的《海瑞行书轴》。因为这幅字，在“文化大革命”时史树青被批为“三家村”的帮凶，挨过各种批斗，一番好意向国家捐赠却引来想不到的种种罪过。“文化大革命”后，史树青一如既往地有好东西就捐。

　　史树青：只要博物馆需要、展览需要，我就捐。

　　记者：那您会不会觉得捐了以后自己挺遗憾的? 

　　史树青：我高兴。像丘逢甲那个东西，我跟捡了的一样，现在算是一二级文物。我跟你说个笑话，1950年，我跟王世襄都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五一”劳动节时，我们进城游行，就在西直门那儿集合，发现一个卖凉粉的食品摊有一个盘子，我一看，宣青，宣德青花，明初的，很好的。嘿，宣青的东西，老太太拿着盛凉粉。我找着王世襄，我说你看这不跟你们家那个一样吗，咱们得跟老太太商量买下这个东西。

　　记者：您怎么跟她说的?

　　史树青：王世襄就说这个东西买下来捐给国家。老太太就卖了。王世襄出2．5元，我出2．5元，就算买了。合着，今天也就是500元钱的样子。

　　记者：在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盘子?

　　史树青：有价值啊，值300万元，宣青盘子照例是300万元以上的。

　　记者：在我们看来，其实干您这行，总是跟财富有关系。

　　史树青：有钱才能收藏啊。

　　记者：像您这样有“眼学”的，可能随便看一看，自己去买一点东西，都是好东西。

　　史树青：我也认为是好东西。不过到现在我老伴和女儿还认为我买的东西都是假的，觉得我是瞎花钱，不让我买。

　　记者：现在有很多收藏家，买的东西一旦进入市场后价值就会飙升。我相信如果这样做的话，您夫人和孩子都不会认为您买的是假的，您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史树青：我的东西都没卖呢。我搁着，收藏就要搁着。

　　记者：您真是收藏它?    

　　史树青：真收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亲切，爱文物就是爱护国家的文化遗产。

　　夏玫云：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补品、不喝茶，唯一喜欢的就是去买旧东西。他一有空就去潘家园，就看这些东西，高兴得要命。

　　虽然史树青已年逾80退休在家。但每天到他家中登门拜访、请求鉴宝的人络绎不绝，为他渊博的学识、丰富的学养所折服。鉴定的时候，史树青从不需要借助别的手段，一眼就能辨别出文物的真假伪劣。

　　史树青认为鉴定一个宝物最需注意三点：一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不结合那就是古董商；二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叫比较研究；三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文物分析要观察和科学相结合。

　　史树青：科学是有误差的。

　　记者：误差在什么地方呢?

　　史树青：科学鉴定的科学标本都没谱，原料鉴定都没谱，取样都没谱。我们凭眼力看的人呢，往往不相信科学鉴定，目前还是。

　　记者：这个“眼学”是怎么练成的呢?

　　史树青：靠读书。我现在还有几万册书，书还是读得不少的。

　　记者：我听说您到现在每天晚上还读书读到两三点? 

　　史树青：必须读书。

　　记者：您读书会背书吗?

　　史树青：背目录，可以说是一门书皮的学问。我在辅仁大学学习的时候，中文系主任、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教了我一种学习方法，就是看书要背目录。目录背下来了，书的主要内容就记住了。

　　记者：它能够使您在需要的时候知道到哪儿去找？

　　史树青：对，哪儿找去。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现在知道这个书名就不容易。这叫竭泽而渔。你把周围打扫净了后再研究，后来居上，不然的话还是落在前人的窠臼里了。

　　史树青一生为学，读书无数，披沙捡金，征史探源，终成就一代大家，但遗憾的是，今天史树青却感觉满肚子的学问无以后继。

　　史树青：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了。我的一些学生都下海了。

　　记者：对他们的选择您怎么看?

　　史树青：有一个日本朋友叫迟田温，他就跟我说，他在一个日本研究所教课，日本研究所的学生出来后都搞商业了。他说他非常伤心。

　　记者：您呢?

　　史树青：我也是这样。

　　记者：您的“眼学”可以传给后人吗?传给学生还是传给您的孩子?

　　史树青：我感觉传给后人很难。我儿子也学我这套儿，他也到潘家园那儿买东西，我一看就是假的。

　　记者：还是“眼学”不一样?

　　史树青：他没搞过这个，瞎花钱呢。现在我就苦于没人懂我这学问，我感觉我的学问——我不敢跟大专家相比——我感觉我这个学问很深，不是吹，是真的很深，可以说这是一种绝学了。

　　摘自2007年第11期《百年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