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多年，我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见到王岐山时，他已经做了广东省的副省长了。有一次我们见面，谈的是他奉命处理广国投和粤海公司破产案的一些情况。再后来，他又“进步”了，调入北京，担任市长。于是，2004年我们曾有一次长谈。

　　我是做记者的，王岐山开门见山就说，我可不是接受你这个记者的专访，你要是答应不报道，我才能敞开谈……四年时间过去，这些经过删节的对话，或许可以帮助人们认识王岐山，应该可以未经允许而对外公布了吧。    

　　■ 谈SARS  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锦涛同志去陕西考察的时候参观了陕西博物馆，馆长介绍说，王岐山在这里工作过，锦涛同志很惊讶，回到北京开会时问我：你还在陕西博物馆工作过呀？

　　你(指笔者)知道的，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是，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   

　　譬如社会上流传的“京城四君子”，哪个人不聪明？哪个人没能力？他们都是极聪明、极有水平的人，就说周其仁，他多有口才呀，他讲课是很受欢迎的。可以这样讲，在北京，能人有的是。只是历史恰好把“做市长”的这个机遇交给了我，我对这一点，还是能认识清楚的。   

　　2004年4月，央视记者王志找到我，说抗击SARS一年了，能不能再做一期节目，回顾一下我到北京的这一年。我说不行，王志说，他都评上抗击SARS的英雄了，你这个抗击SARS的市长在一周年的时候，怎么反而不说话了呢？我说真的不行，抗击SARS成功，功劳是中央的，是大家的。至于我，现在北京要做的事太多，还不是我接受采访、总结成绩的时候。    

　　国务院新闻办的赵启正，也是几次邀请我去举行新闻发布会，我也没有答应。当然，如果你们这些记者不在，电视摄像机不在，市政府关起门来开会，我还是不客气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 谈奥运 你知道的，我在北京有许多的老同学、老同事。见到每位老友，我都会拜托他们做个事——包括你在内，也是这样——如果你们在生活中听到有人批评我工作没做好，尽管打电话告诉我。你知道的，我妈妈做过咱们大院的居委会主任，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也是北京市这个“大居委会”的主任。我必须给全体居民服务好，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我来北京，五年任期恰好和奥运会的筹办、举行相重叠，因此，我还必须把这届奥运会办好。可以说，我这个任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办好奥运。而且，作为北京市长，我还必须利用北京举办奥运的机会，力争让北京的城市化、现代化的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这就是我在本届任期内的一个主攻目标了。    

　　还有，我还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两个任务——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和让北京的城市化、现代化再上一个台阶，都面临着许多困难，许多挑战。譬如北京市的交通、环保、城市管理，都还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我这样讲，并不是怨天尤人，不是的，任何国家处在中国、处在北京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处在市场经济的探索、转型阶段，都会出现类似的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必须努力，不能放弃。    

　　■ 谈调研 作为市长，我真的是希望你们新闻记者能够把你们看到、听到的北京存在的问题、存在的不足，暴露出来，反映给我。我们的许多官员或许还没想明白，舆论监督，有利有弊，但是说到底是利大于弊的。舆论监督必然会暴露北京的阴暗面，作为市长，我虽然脸上无光，但暴露了问题，市政府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动力。这是帮我工作，也是推动我的下属和我一起去做好工作。

　　譬如最近，我就在关注北京出租车的“份子钱”(管理费)为什么这么高，出租车司机为什么会叫苦不迭。靠着市政府研究室的帮助，我大体搞懂了，北京一度有1400多家出租车公司，后来压缩到200多家。有段时间，北京有过“倒腾”出租车公司营运执照的风气，营运执照一倒手，就能赚一大笔钱。结果营运执照越倒腾越贵，那些花了大价钱搞到执照的人，必然想在最短时间内把正常投资和加价购买执照的费用，都赚回来，于是，这笔“倒腾”执照的费用就被转嫁、分散到出租车司机头上了，的哥、的姐每月交纳的“份子钱”，自然被定得很高。怎么解决，需要统筹考虑。    

　　这次谈话，笔者曾问王岐山：你到北京之后，怎么会瘦了这么多呢？王说：可不是，到北京工作后，我瘦了十七八斤！我夫人看了着急，说，这是怎么搞的，催我赶紧去检查。我去查了，你猜怎么样，过去不正常的血脂，现在正常了；原来轻微的脂肪肝，现在也消失了。你看，多干事不会吃亏的。   南方周末 (老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