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跟随父亲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地点就在天蟾舞台。当时的天蟾舞台上下3层，可容纳3300多名观众，可算得东南亚最大的剧场。那时我才11岁，刚刚正式拜师学画脸，第一次看到那样大的剧场，不由深受震撼，而上海观众的热情懂行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父亲就告诉我：在北方唱红不算红，必须在上海红了才算全国的名角。那时我心里就埋下了对上海的仰慕之情。

　　那时从北京到上海火车很慢，来一趟上海很不容易，上海陌生而别样的风情给了我强烈的感受。记得当时天蟾舞台后面一条街上满是小吃，什么鸭血粉丝汤、油煎臭豆腐，远远闻着就特别诱人，给人特别居家的感觉。可惜我父亲怕我吃坏了，一直没让我去尝一尝。当时怎么也想不到我的后半生会落户在温馨的上海。

　　说起来，我后半生和上海的缘分缘起1984年6月。当时，上海电台、电视台的杨爱珍、周宝馨两位老大姐特地北上，将我和北京的张学津、李长春、叶少兰、孙毓敏等人请到上海，参加《星期戏曲广播会》第40期“著名中年京剧演员交流汇演”，与艾世菊、王梦云等上海同行在人民大舞台交流演出。我与王梦云合作的是《李逵探母》。在与上海京剧院二团班底的合作过程中，在与上海媒体的交往过程中，我被他们踏实敬业的作风、积极求新的热情深深感动，而这次演出，也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观众的热情，感受到上海浓烈的文化氛围。这样的氛围难得，更是难忘。及至1987年，当我看到《曹操与杨修》的本子，很自然地，我没有选择正在服务的陕西京剧团，也没选择故土北京，想到的就是上海。其实当时除了王梦云、王家熙这两位王老师，我在上海根本没有熟人，但我觉得只有上海这块艺术创作的宝地才能实现我的理想。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抉择的正确。

　　1992年1月，我正式加盟上海京剧院之后，《星戏会》又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办了专场，李炳淑、迟世恭、夏慧华、王梦云、李丽芳、马博敏、言兴朋等同行到场祝贺。之后，我和上海同行的交往越来越广泛深入，媒体的朋友也越来越多，还多次到电台参加直播，和听众直接对话。

　　回想起来，与上海京剧院20年的成功合作、我后半生艺术生涯的成绩，得感谢上海电台、电视台为我牵线。欣闻《星期戏曲广播会》25周年，提笔曰：“电波传情，弘扬中华民族艺术；廿五春秋，服务民众业绩斐然。” 为振兴我们的戏曲艺术，电台可做的工作很多，前景无量。

　　如今我已六十有七，坚持每天游泳，我给自己定了个目标：粗茶淡饭，身强体健，保持状态，多唱几年。

　　明起刊登一组《古奥运艺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