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又号槎轩，里籍吴县，元至正十八年前后移家青丘里，依岳父居。读点历史的人一看生卒年就明白，高启生于元末，死于明初。

　　行走人世匆匆三十九年，这个“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俯可拾，岂数尚书郎”（《赠薛相士》）的磊落士子何以博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明洪武七年，高启在南京以“有异图”的罪名被腰斩处死。据明人祝允明《野记》记载：“高太史启，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彝皆与其难。高被截为八段云。”

　　时间回到元末至正十七年，时独霸吴地的张士诚接受元朝招安，被封为太尉。高启曾赞之曰：“太尉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不烦一兵，强远自格，天人咸和，岁用屡登，厥德懋矣”（《代送饶参政还省序》）。在元末这种“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的局势下，能够“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的确不能不说是“蒙上（指张士诚）之力”（《游天平山记》）。但如果据此以为高启对张士诚有好感，或是认为诗人的吴中十年过得潇洒适意，恐怕就不是实情了。且不说至正十八年到二十年间，高启游历吴越之地，看到的只是“白骨横马前”、“鬼结愁云屯”、“年荒无居僧，树死石门闭”的疮痍景象。就是简单的乡居生活，在乱世之中又能保留多少宁静与安闲呢？“终卧此乡应不憾，只忧飘泊尚难安”（《秋日江居写怀》）。张士诚后来的叛而复变，首鼠两端，碌碌无为更是让高启对之失望复以不齿。

　　不管是“兴废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吴城感旧》），还是“俯仰兴亡异，青山落照中”（《兵后出郭》），高启更为关注的是天下的安定、民众的康居，江山的姓张姓朱，是高启不愿多问也无力过问的。

　　虽然高启抗拒张士诚的诚邀，但是面对强大的朱明新朝，诗人则只能委曲求全。即使反战思想使得高启对朱元璋敬而远之，并且明太祖的种种杀戮、流放之举使其对这位新君充满了恐惧与敌视，然而一旦新朝向诗人伸来“橄榄枝”，高启还是在明洪武二年，来到金陵参修元史。

　　修元史之初衷或许只是朱元璋“假惺惺”地访求贤哲隐逸，以表现其礼贤下士的高导之风。然而高启之同意参修元史，却不能简单地用迫于明太祖雄猜忌刻的权威一言概之。

　　甘于“水际独坐，林中独行”，独乐乐于“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向往“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珮还瑶京”（《青丘子歌》），亦完全可用“一个诗人，一个自由、孤独的诗人”（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来形容他，但是不能不看到，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中国文人，高启还是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书生只解弄口颊，无力可报朝廷恩”（《京师苦寒》）只不过是意气之言，之所以会如此负气，正是因为存着“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的政治理想，更何况“犹怀主恩深，未忍轻远举”（《池上雁》）。在作为士大夫的社会理想与作为诗人的人生理想之间徘徊，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进退维谷，在亲近还是疏远政治之间优柔寡断，高启只能对政治选择一种明哲保身的不依附态度：“安居保常分，为计岂不良”（《赠薛相士》）。

　　在南京期间，高启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名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引人争议的是最后几句：“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有人以为这几句话是诗人笨拙的谄媚，是在封建政治强权下为保全自己而写的“欺人骗世”之作。其实未必。经历元末大乱，看到如今天下太平、硝烟散去——感升平而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作为久处异族统治之下的“南人”，高启对于朱元璋的一统江山，自然是欣喜的。洪武二年，高启在《赠余新郑》中亦曾勉励余尧臣“幸逢昌朝勿自弃，愿更努力修嘉名”，不过他的喜悦发乎此，也止于此。一旦天下太平，诗人对于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便会“全权”指导其心灵与信仰。

　　然而在中央高度集权的明初时代，任何一种不坚决的进退出处都是幼稚的理想主义。

　　陈田在《明诗纪事》中说高启擢户部侍郎，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力辞，“盖亦有托而逃”。《明史》则载：“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不管理由如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珍爱生命，远离政治。辞归后，高启半是后怕，半是侥幸地写道“请看留侯退，远胜主父族”，并“自以为是”地说“我师老子言，知足故不辱”（《效乐天》）。 

　　洪武五年，礼部主事魏观出为苏州知府，因与高启相识于金陵，并深重其才华，所以两人在苏州时，过从甚密。后来李志光在为高启作传时云：“启谢事归里，适魏观守苏，甚礼遇启。启不得已，为其上客，遂连蹇以死。”

　　高启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因诗得祸说。高启曾写过一些暗示宫闱淫乱，并有讽刺之意的诗，如《题宫女图》：“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是“不闻龙虎苦战斗”（《青丘子歌》）一句，具体地指向了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与元军彼此之间纷乱错杂的战事，惹人嫌恶。三是不肯就范，力辞做官。虽然朱元璋在高启辞户部侍郎时，假仁假义地赐白金放还，但是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毕竟会使阴险忌刻如朱元璋者耿耿于怀。高启也明白所谓的“安居”吴中，其实是苟且偷生，“且放疏狂醉杯酒，圣恩元许作闲人”（《示内》）。其名作《孤雁》“衡阳初失伴，归路远飞单”中所表现出的孤独、彷徨、惊恐之感亦伴随其一生。第四点，也是普遍认为高启腰斩的导火索，即《郡治上梁文》。《明史》记载“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所谓的把柄一是，魏观修建的知府治所选在了张士诚宫殿遗址；二是，《上梁文》中“龙蟠虎踞”的字眼，触怒圣颜。

　　其实不管把高启的死作为性格悲剧还是时代悲剧，也不管把朱元璋之腰斩高启看做是杀一儆百——警示那些与新朝不合作的文士、始终被明太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江南士子；或者仅仅是发泄心头之愤——那些轻视皇权与帝王威严的人合该赶尽杀绝。总之，诗人的命运并不掌控在自己手中。

　　渴望清风朗月的一辈子，意欲乘风归去的一辈子，不是没有想过庙堂平戎，不是一开始就疏慵自放，明哲保身了一辈子，却担惊受怕了一辈子，最终还是免不了一个死字。 

　　可悲的惟在：身不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