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苦出身的穷孩子，蔡楚生能走上导演之路并不容易，这中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因此，他也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同行当中，蔡楚生属于出道较早的一个，1933年他成功地编导了《都市的早晨》，尤其是次年他编导的《渔光曲》创下当时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并在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上获得荣誉奖后，他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中国影坛的一位大牌导演。可以说，他的拍片机会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位导演少，但是他的创作态度却极其严肃，故作品也少得出奇，几乎平均一年才出品一部。而在他本来就不多的作品中，《王老五》又是较少引起人们关注的一部，其中原因当然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和影片的问世时间有关。

　　壹　拍摄和公映

　　1936年，蔡楚生在完成《迷途的羔羊》之后，受命参与集锦故事片《联华交响曲》的拍摄，担任其中两部短片《两毛钱》和《小五义》的编导工作。同时，他也在紧张地筹备着自己的下一部影片《王老五》的拍摄。1937年2月，《王老五》正式开机，男女主角分别由王次龙和蓝苹（江青）饰演，这也是蓝苹从影以来第一次担任主角。影片写流浪汉王老五其貌不扬，但秉性善良，因家贫，年三十五仍未娶妻成家，却单恋着邻家泼辣的穷姑娘。不久，穷姑娘老父去世，无力安葬，王老五仗义相助，博得穷姑娘的好感，终于以身相许。婚后他们生养了4个儿女，生活益窘。不久一二八战起，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棚户区，王老五识破汉奸用意，因与汉奸斗争而被杀，家也被火烧了。王老五的老婆在血泊中觉悟了，她抬起头来，准备承担生活的重担。影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属于“国防电影”之列。片中有一首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插曲，后来曾广泛流传，歌词是：“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影片拍摄了约半年，到1937年夏已基本完工，只剩一些扫尾工作。“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的爆发，将中国导入了全民抗战的轨道，原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王老五》的进展和公映也因此延宕了下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1938年3月底，上海的报上刊出了一则署名蔡楚生的奇特启事：十万火急招寻“王老五”。启事写道：“战事发生，‘王老五’因环境关系，迄今杳无下落，全沪人士，望穿秋水，特此登报招寻，见报速速归来，至要至要！”（《蔡楚生谨启》，载1938年3月30日《新闻报》）这恐怕是中国电影史上难得一见的一则“启事”，但显然是电影公司别出心裁的宣传手段，因为此时蔡楚生早已离开上海赴香港在编导《孤岛天堂》了。电影公司出此一招显然有其特殊考虑，因《王老五》一片的拍摄已过了将近一年，观众可能已无印象，刊出这样一则奇特的“启事”，就是为了引起观众的注意，诱发他们的好奇心。果然，4月2日，《新闻报》在头版刊出了影片《王老五》的大幅广告：“《王老五》影片公映，一切国产巨片肃静回避！”3日，该片首映于新光大戏院。应该说，在当时的新片中，《王老五》的宣传攻势是十分豪华的，这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纸就可以知道了。但《王老五》的头轮首映期只有仅仅两周，至16日就停映了；以后于同年10月由中央大戏院又复映了两周。这和蔡楚生以前影片的上座纪录简直难以相比。但在当时，这已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抗战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其他一切与之相比都算不了什么。

　　贰　公映以后

　　《王老五》公映以后，一些敏感的观众（特别是以前曾和蔡楚生并肩工作过的朋友）发现影片和原先发布的电影故事不尽相符，尤其是影片结尾部分作了很大改动。原来汉奸工头企图收买王老五纵火烧毁工棚，王老五因觉悟拒绝而被杀害等等情节都被删去，而代之以这样“温馨”的结尾：王老五的朋友阿毛终因贫穷离开了痛苦的人世，他老婆呼天抢地，懊丧自己以往对丈夫欺凌太甚。王老五的老婆看在眼里，也深悔自己对待丈夫过于严酷。回到家里，她向王老五哭着忏悔前非，“从此夫妻间显得融融洩洩，亲密逾恒”。他们立即在报刊上发文，揭露此事，并表达他们的不满。

　　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电声周刊》这样写道：“蔡楚生在电影界为第一号慢导演，《渔光曲》前后摄制至十八个月之久，其新作《王老五》经公司当局一再限以时日，仍需十个月。所幸者此片已于战前摄竣，略事剪辑，尚能于今日付诸公映。然有一憾事，即该片具着深刻之讽刺气息，蔡楚生曾为之耗费不少心血者，而今皆牺牲于剪刀下矣。蔡之作品，复杂而有劲，观后不易忘怀，《王老五》以喜剧方式出之，更见精湛，惜以剪刀作祟，我人在目前见到之《王老五》，仅仅是一滑稽片耳。”（《蔡楚生战前之作，〈王老五〉作风已变》，载1938年4月15日《电声》7卷8期）蔡楚生的朋友李一他们则化名发文表示：把《王老五》原先的故事“和现在银幕上的来对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有许多不对点了，最显著的，那个结尾是没有了。原因何在呢？是作者自动的把故事更改了？还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不得不如此呢？依我想，后者的原因是多于前者的。根据现在的来看，那不单是一段说不过去的‘光明的尾巴’，这‘光明的尾巴’并且是架空得可以的……当我看完了戏出来，我自己问：《王老五》的主题何在呢？想了好久，我答不出来。因为我看到的只是一大堆一大堆的穿插，这中间要找出一根骨干来，是不容易的……我希望能够读到蔡楚生关于《王老五》的文章，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史楫《关于〈王老五〉》，载1938年4月14日《电星》1卷10期）

　　叁 《王老五》在建国后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王老五》这个版本的来龙去脉。本来，事情到此就应该结束了，但蔡楚生在日记中还记载了有关此片在建国后的一件轶事，颇值玩味。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大陆解放，蔡楚生此时已成为新政府电影部门的一个重要负责人。当时，由原“联华”一些成员组成的文华影业公司接收了“联华”的部分资产，他们想拿出部分旧片来放映以获取一些营业收入，其中就包括《王老五》。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电报向正在北京的蔡楚生请示。蔡在日记中记载了此事：

　　　　在发表文章的同时，李一他们很快将有关《王老五》的种种情况发函告知了正在香港的蔡楚生。也就在《王老五》在上海首映后的第20天——1938年4月22日，蔡楚生在这天的日记中记录了此事：

　　七时返苏怡兄处，得李一、汉臣、培元等来函，汉臣函中夹有《王老五》被“斩脚”之本事。李一函嘱我发表对被割裂后之《王老五》意见，乃草一公开函。因颇倦，深夜二时余始竣事。（《蔡楚生文集》第3卷《日记卷（1937-1952）》，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6月版）

　　这封公开函后来通过李一他们发表在《电星》1卷13期上。蔡楚生在信中写道：“朋友，一切都没有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当一件作者虽然曾经为她的完成而呕心沥血的艺术作品，但在她没有摆脱‘一切是商品’的枷锁以前，遇到某种环境上的困难时，是必然会受到这样的遭遇的。我不能怨谁——因为事实并不是单纯的‘人事’问题。然而所不能恝然于怀的，就是我虽然已经离开上海，却仍被在鼻子上抹上白粉，被莫名其妙地推到观众面前的台上去跳跃一番，又被莫名其妙地推下来，想到这些，眼球不免有些湿润。”蔡楚生表示：现在大家看到的《王老五》已经是“只有残骸而没有灵魂的作品了”（《〈王老五〉编导蔡楚生给本报的信》，载1938年5月7日《电星》1卷13期）。蔡楚生在信中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现在的《王老五》已缺少了灵魂，不能算是自己的作品了。二、《王老五》的被删改并非“人事”问题，而是环境的产物。这在当时上海已沦为“孤岛”的语境下，应该是最得体的表态了——既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又对公司的做法表示了一定的谅解。

　　1949年7月30日

　　影界集者约近百人，以周副主席未至，即先事看太原、淮海等战役之新闻片，复由吴本立、翟超两摄影师谈战地摄影的经过。十时余周副主席至，我首以“文华”来电拟复映《王老五》（因片中毛夫人任女主角，“文华”未敢造次）事，请示于周，周为纵笑，并答允征毛夫人之同意。

　　1949年8月1日

　　柯灵来，云明日将返沪，彼见“文华”致我之电，乃为挠头不已……草致邦藩、陆洁二先生函，告以《王老五》复映事接洽之经过，并云如复映，需附一字幕于片末：“本片尚有‘抗日除奸’之收场，但已于抗战初期时被国民党的反动政府强迫剪去，足见其媚敌之一斑。”此函即自送请柯灵兄携沪。（《蔡楚生文集》第3卷）

　　不知由“毛夫人任女主角”的《王老五》当年是否复映过，但从蔡楚生的“片言只语”中，我们还是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因“人事沉浮”而带来的那种微妙氛围，以及在这种氛围之下人们谨小慎微的言行。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由蔡楚生亲笔撰写的《王老五》电影本事当年是发表过的，我们今天也都能看到。2005年12月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编辑、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电影大典》（1931-1949）中，收录的就是这个版本。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这之后出版的《蔡楚生文集》第一卷（蔡小云等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收录的却是“孤岛”时期被阉割肢解过的那个版本，这显然不妥，且有违蔡楚生的本意，应该在再版时予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