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刘少奇:中南海里的好邻居(一) 刘建 周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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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 口述 周燕 执笔整理 1953年夏天,我的母亲朱敏从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后,立即返回祖国。不久,我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降生了。为了让母亲尽快投身教育事业,为刚刚摆脱战乱的人民共和国培养师资力量,外公朱德有意把我留在身边。从孩提时代到“文革”初期,我便一直生活在中南海。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公和刘少奇两家是邻居,不仅大人相处和睦,孩子们也成了好朋友。(本文选自《纵横》2009年第一期) 外公发火了:“少奇同志不住甲楼,我就不搬家!” 1949年夏天,党中央从北京香山搬进中南海。由于连年战乱,中南海这座美丽的皇家园林年久失修,楼阁亭台油漆斑驳,一片荒芜破败的景象。起初,朱德住在靠近中南海西门的永福堂,那是一座有三间古式房屋的清代建筑,不仅色调很陈旧,屋里还隐约散发着霉味儿。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居住的万字廊情况也是如此。 1951年,建筑部门对中南海内的古建筑进行大修,为了适应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需要,又建造了一些新的房舍。机关管理部门安排外公和刘少奇两家搬到距离西华门不远的西楼去住。 新建成的西楼是两幢灰色的三层小楼,甲楼坐东,乙楼坐西,没有围墙,建筑结构类似公寓,一层是会客室,办公室和卧室在楼上,工作人员都在楼里办公,生活用房依然紧张。由于共和国的领袖们过惯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建筑部门没有在楼里安排配套的厨房和饭厅,而是在西楼的北边设有一个与回廊连通的兼作会议室的餐厅。外公、刘少奇与住在附近的彭德怀元帅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四家共用这个餐厅,各自开“小灶”,各家吃各家的饭。 外公去看了房子,当看到甲楼的房子大一些,又有会议室,便提出,让少奇同志住甲楼。他说:“少奇同志开会多,安排房子应该有利于工作。”可刘少奇却不同意,他说:“甲楼离街远,安静些,朱老总年纪大了,家里人口又多,应该安排朱老总住甲楼。” 外公和刘少奇互相谦让,推来推去,谁也不肯搬进甲楼。最后,外公向管理局的同志发火了。他坚决表示:“如果少奇同志不搬进甲楼,我就不搬家!”刘少奇无奈,只好搬了进去。 那时,朱、刘两家都是大家庭。刘少奇家孩子多,外公朱德家亲戚多。外公在四川老家是有名的孝子,也是厚道的兄长,当年他能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离不了兄弟姐妹手足相助。解放后,他感恩图报,就接他们每家一个孩子到北京来读书。这样,20世纪50年代初,忽一下从老家来了十几个孩子。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刘两家互为邻居,老老少少几十口,却相处得其乐融融。这一切都源于朱德和刘少奇两位老革命家的人格风范。 在我家的相册里有一些建国前后的老照片,见证了朱德和刘少奇的革命友谊,以及两家的和睦关系。 一组照片摄于莫斯科。那是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沟通情况,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帮助和支援。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刘少奇不仅见到了分别10年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还把我的母亲朱敏接到宾馆一起吃饭。母亲朱敏是在1941年初夏来到莫斯科的。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正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过夏令营的母亲,被战火卷入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与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小伙伴们失去了联系。在4年的囚禁生活中,母亲受尽磨难,九死一生。那时,中国和苏联都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外公没有派人去寻找母亲,而是把对母亲的思念深深埋藏在心底。这使在延安的中共领袖们深受感动。在莫斯科,刘少奇特意把我母亲的几张照片,带回北京送给外公看。外公戴着老花镜仔细欣赏着一张张来自异国他乡的照片,母亲出国时还是一个不满15岁的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现在已是一名正在读大学的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外公乐在心里,喜在眉梢。 还有一组照片摄于1950年夏天。那是母亲从莫斯科回国度假时,外公带着一群孩子去爬香山。外公从年轻时就喜欢体育运动,爬山是他的爱好之一。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外地视察工作,他总要利用节假日,或工作之余去爬山。这一次,母亲叫上了她在苏联国际儿童院时的好伙伴刘爱琴和李敏,李敏还带上了自己的妹妹李讷。爬山的一路上,几个从苏联回来的女孩子叽叽喳喳,讲的全是俄语,搞得外公和外婆康克清就像维持秩序的家长,左右召唤。 等我上小学以后,我又和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女儿亭亭成了同一所小学的校友。每天清晨,我们五六个小伙伴在中南海西门乘坐一辆三轮儿童车去上学,傍晚又一起下学,常年如此,风雨无阻。在短短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中,这辆摇摇晃晃的儿童车却是我们快乐的小天地。有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复述着刚刚看过的电影,有时又玩起“石头、剪子、布”。如今,看到校园门口停满了接送孩子的小汽车,我就想起乘儿童车上学的快乐日子。 从1959年开始,国家遇到连续三年的经济困难。政府将每个国民的粮食定量缩减到最低限度。党中央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带领全国人民共渡难关。当时,在中南海工作的机关干部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每月粮食定量26斤,外公也自报了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的最低,只有18斤。后来,按照国家制定的定量标准,北京市绝大多数男性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领袖们坚持说,既然已经自报,就不要变动了。有关部门只好按照他们自报的数量发给粮票。 外公把自己的定量缩减到26斤,在副食品匮乏而且全部要凭票供应的年代,这个定量标准就是外公一个人吃都不算宽裕,更何况家里还有二十来口人,又都是年轻人。但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外公却胸有成竹。他从小热爱劳动,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就是在战争年代,只要环境允许,他便在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已成为他长期的习惯。困难时期,外公和外婆带领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孙辈们,在乙楼南边的空地上开出一片菜园,种了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萝卜,又种了一些杂粮,还养了几十只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困难。不久,外公的做法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刘少奇一家也在甲楼南边开出一片菜地。他家种的向日葵长得最好,葵花盘大大的,颗粒非常饱满。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外公带着孙辈们把收获的蔬菜送到大食堂,慰劳工作人员,留下一部分自己吃。刘少奇家的向日葵丰收了。他请炊事员把瓜子炒熟,又让孩子们端着小盆把香喷喷的葵花子送给相邻的各家。 1963年夏天,为了方便刘少奇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中南海的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他搬进怀仁堂后面的福禄居。然而,在西楼相处的11年却给朱、刘两家留下了不少耐人回味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