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那两个陌生人问了我的姓名，然后很客气地请我一起去当地的派出所，说是有几件事要核实一下。我只穿了件衬衣，所以我说要去拿件外套。他们坚持说派出所拐个弯儿就到，我说话儿工夫就能回来，我就那么跟着他们走了，既没有告诉我妻子，也没跟我的客人们说。

　　夜里的气温还挺凉，我把卷着的袖子放下来。那两个陌生人一人一边夹着我，我能感到他们的手指抓着我的袖口。我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有辆车等在那里，他们设法把我弄进车里，还是一人一边。我开口问：“你们不是说拐弯儿就到吗？”他们并不正面回答，说：“坐车方便。”我又问：“你们要核实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他们答道。不过语气硬多了。

　　差不多五分钟我们就到了，他们要我下车。这时他们客气的笑容完全不见了。那两人命令我向前走，左拐右拐，他们走在我后面，在我视线之外。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就这么被押送到这里那里，我对这一程序太熟悉了，以致到后来只要有人在我边上走我就会极不舒服。我们穿过一个小院子，我被引进一道门。一踏进门，房间里的聚光灯一下子通亮。这突然的聚光灯、照相机的闪光灯以及其他亮光一下子让我什么都看不见，有人很麻利地给我戴上手铐，我被迫在一份文件的虚线上签上了我的名字。整个过程中我都蒙了，只记得有很多闪光灯，我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他们还真把我当回事儿……”

　　接下来，我被夹在另外两个陌生人之间，上了另一辆车被带走。这回陌生人穿的是军服。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知道这些人并不是解放军，他们其实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免了职的便衣，享受不到“文革”前的特权了，所以穿了军服做庇护。那时候的军帽或是旧军装仍旧很有分量。我已戴上了手铐，那两个穿军服的一人一手压着让我低头。我恢复了一点思考的能力，意识到他们是不想让我知道去的目的地，但我能感觉到我们在往哪儿走，因为我对北京城太熟悉了。

　　我估摸出我们是在向南行驶，离市中心不远，过了天安门广场，过了通常十分热闹的前门那片儿，然后向西，朝北京的西南驶去，但仍在老城之内。眼睃着两边的军靴，我得出结论：这不是被另外一个战斗队绑架，这回是真格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老毛病难改，即使在那样的处境下，我还是忍不住琢磨我们坐的是辆什么车——别克。他们为什么用这种车？选这种车有什么含义吗？我终究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不用说我脑子里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为什么被捕？

　　当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文革”以及剧院里的内斗。我一直很清楚“造反派”从不信任我。虽然我尽量避开“造反派”和“保皇派”的派仗，可“造反派”始终认为我是“保皇派”的后台。但运动已进行了两年，他们要对付我早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现在？

　　车子朝西行驶，我突然记起约一年前发生的事。三四个人民解放军士兵被派到剧院，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派来管理剧院的。院里所有的人被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组指派组长。相类似的军宣队也被派到其他的专业剧团、歌剧院、歌舞团。他们组织“政治学习”，要求大家每天坐在一起表明自己的观点。大家所说的也就是怎样欢迎“文革”这场运动，“文革”怎样及时地把党内各阶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政治学习很快变得十分无聊。除了忍着，我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就这样，两百多名员工，包括演员、导演、舞美、装置、票房工作人员、前台、车队司机，天天挤在大厅里开大会。

　　这一天军宣队的领导站起来告诫我们：“我们的政治学习之所以变成了老生常谈，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林副主席的教导：战场上，要刺刀见红。”他更进一步讲述他的论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主要任务不是搞经济建设，而是继续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个目标被一小撮走资派篡改了。我们的目的是，把他们揪出来，批倒批臭！所以我们现在的职责是揭露、批判这些走资派和黑帮，而不仅仅是重弹报纸上社论的老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