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人生平简介

　　1907年-1972年，江西省遂川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万安县特别支部书记、万安县委宣传部部长、万安农民游击队党代表、中共遂川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5月率游击队上井冈山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吉安地区北路行动委员会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组书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5月起因病休养。1937年回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解放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国家农业机械部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职。“文革”中受到迫害，1972年4月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作者简历

　　陈瑞生，陈正人同志儿子，1933年10月1日生于江西省瑞金县。

　　1957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曾在北京政法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任教。原任中共中央党校进修部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获得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此刻，我更加思念我的父亲陈正人。

　　父亲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1年11月7日至20日，我父亲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被选为大会七位常务主席之一，后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新中国诞生后，他先后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和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1

　　红军走了

　　父母把我留给奶妈抚养

　　我生于战火纷飞的中央苏区瑞金。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挥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开始了震撼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那时，我刚刚一岁。父母亲在离开瑞金之前，把我托付给潮陂头村的奶妈抚养。母亲对我奶妈说：“大嫂子，我们红军要撤离瑞金了。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请你们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白狗子回到瑞金后，实行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迫害红军家属。奶妈带我东躲西藏，潮陂头村的老百姓也千方百计地掩护我。我吃过许多妈妈的奶，也吃过许多人家的饭。

　　我五六岁时，奶妈生了几个孩子，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饱，养父就把我卖到大柏地高丘村一个姓陈的人家。这户人家没有男孩子，刚开始把我当儿子看待，还让我上了两年小学。后来，他们自己生了3个儿子，从此我便失学了。白天放牛砍柴干农活，晚上做鞭炮、浇蜡烛、做金锭银锭，每天都劳累不堪，吃晚饭时困得连筷子都掉在地下。打摆子、拉痢疾也不给我治疗，人瘦得皮包骨头。

　　2

　　国恨家仇

　　一笔笔记在反动派账上

　　1949年8月瑞金解放了。解放大军路过高丘村时在墙上贴了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上面清楚地写着“政治委员陈正人”。一位老公公乐呵呵地招呼我说：“快来！瑞生，这下可好了，你爸爸回来了！”当时，我的心“突突”地跳着，看着父亲的名字，我本能地叫了一声：“爸爸！”两行热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9月的一天，警卫连的龙指导员带着父亲写的亲笔信来瑞金接我。在南昌城，我和父母亲幸福地重逢了。一瞬间，我的眼睛模糊了，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父亲亲切地对我说：“瑞生，回来了就好，别难过。”

　　有一天，我委屈地对父亲说：“您知道我从前是过着怎样的日子吗？你怎么不早把我接出来啊？”父亲沉思片刻，然后耐心地对我说：“是啊，孩子，你和姐姐在旧社会都吃苦了。这仇和恨要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账上。”

　　从父亲的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知道我们的老家是江西遂川县盆珠乡大屋村。奶奶为保护我父亲、保护红军，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敌人把我奶奶的乳房割了，凶狠地说：“我看你还喂养共匪崽！说！你儿子到哪儿去了？”奶奶忍着剧痛，没有吐露出半点我父亲的情况。最后，敌人用梭镖刺了28刀，还惨无人道地将我奶奶剖腹示众。讲到这儿，父亲两眼湿润了，我也哭了。父亲说：“世界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孩子的道理？把你和姐姐扔下走了，我们心里也很难过。可是在那战争年代，我们成天东奔西跑，南征北战，怎么能带着你们走呢？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必须那样做。共产党员参加革命，不仅仅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而是为广大劳苦大众和千千万万的孩子都能过着幸福生活。这些道理，将来你会懂得的，也会谅解爸爸妈妈的。”

　　父亲从东北一到南昌就被行政管理部门安排住在豫章路3号，这里原先是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住宅。父亲让我睡在他床边的一张大沙发上，帮我盖被子，时不时地摸摸我的头，有时还亲亲我的脸，似乎想以他的慈爱之心，弥补15年来对我感情的欠缺。母亲订了一瓶牛奶，让我每天早晨喝，另外还煎一个荷包蛋给我吃。那时，虽然我已16岁了，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长得很矮小。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很快就长高长胖了。后来，我身高达到了一米七。

　　3

　　大龄学生

　　16岁和妹妹一起读小学

　　1949年底，父亲要到中南军区所在地汉口去开会，顺便带我去治病并熟悉一下我要去的学校。

　　一天，父亲风趣地对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王长德（谭政夫人）校长说：“我给你带来一个‘大学生’，你收吗？”王妈妈（我们同学都这样称呼她）说：“我办的是小学，怎么收大学生呢？”父亲呵呵地笑了，说：“我这个‘大学生’，不是一般的大学生，而是年龄大一点的小学生。”父亲拉着我向王妈妈介绍说：“就是这孩子，已经16岁了，还没有怎么念书，因为战争耽误了。他现在刚刚学识字。以后，得请你好好教他。”

　　1950年春，我第一次跨进了四野干部子弟学校的大门，教导处主任把我安排在二年级，同陶斯亮和我小妹妹一个班。她们都比我小八九岁，真使我羞愧难当。

　　1953年夏，我用三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小学六年制的学业，并且获得了品学兼优的奖状。在小学，我先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后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父亲于1952年底奉调到北京工作，于是，我从武昌到北京考中学，住在前门外大栅栏斜街李铁拐胡同三元里客店。父亲当时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工作十分繁忙，但当他接到我写的信后，百忙中来到偏僻而又狭窄的三元里客店看望我，同时还亲切地和我们的老师交谈，了解我的品行和学业情况。考试后，我被师大附中（即现在的101中学）录取了。那时，我已近19岁了。还是父亲想得周到，他考虑到我的年龄大，帮我联系了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于是，我参加了北京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的考试。结果也被录取了。这样我就改上北大工农速成中学，以4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学的全部学业。

　　1955年在中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六兄弟姐妹中，我是第一个入党的。

　　1957年夏，我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父亲经常同我交谈他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体会。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对我学习哲学有很大启发。有一次，父亲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顺便谈到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的情况。主席说：“哲学怎么能仅仅在课堂上和书本里学到手呢？应该到工厂呆一段时间，到农村呆一段时间，到部队呆一段时间，这样，才能把哲学学到手。”从这以后，父亲到北京的一些工厂、农村去视察时，常常把我也带去，让我能更多地接触工厂和农村的基层情况。

　　4

　　言传身教

　　每干一行从外行变内行

　　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父亲的工作岗位变动很多，但是，他总是努力从外行变成内行。

　　1952年底，他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部长，开始不太熟悉业务。于是，他翻阅大量科技资料和书籍，虚心拜工人和专家为师，如饥似渴地学习建筑科学技术。1959年，父亲担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兼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又潜心钻研农业机械科学，星期天也不休息。一面刻苦学习农业机械业务和理论，一面大胆实践从开机床到驾驶拖拉机，他都虚心地跟工人师傅学。

　　父亲常常讲，做一个领导干部，不懂技术和业务是不称职的。他从不要秘书代笔起草任何讲话稿和报告，即使报刊约他写的文章和社论，他也是亲自撰写，改了一遍又一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

　　1962年夏，我和春生姐姐都从北京大学毕业了。看到我们成为陈氏家族第一代大学毕业生，父亲非常高兴，他在一把折叠扇面上给我题词纪念：“有志者事竟成”。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倾注了父亲呕心沥血的教诲。我从一个放牛娃能成为一个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并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章，除了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外，父亲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前进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