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贺小钢 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在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当责任编辑至今。

　　就在中秋时分，还和范敬宜先生通过一次电话的，问他好吗？他说不是太好，近日还要去医院看医生。声音里有些许无奈但无异样，还和我聊了一会儿社会和国家的闲话。

　　想好过几天再问问他健康状况的，打了几次电话没人接，想想也许是时间太晚的缘故，尽管范先生平时说自己是“夜猫子”，12点前一般不会休息……直到13日的傍晚，想再打的电话还没来得及打，上微博的朋友转来范先生辞世的消息，让我极度的震惊和痛惜！晚上就给范先生夫人吴老师打电话，她的悲痛可想而知,吴老师接起电话,然后她的儿子接续告诉我：

　　在今年年初，发现胆囊癌症，晚期，已无法手术，8月份和10月份都住院治疗。最后的时刻，倒是没有想到会在今天，是因为骤然的心律衰竭，抢救无效……

　　永远的谦慎

　　范先生的儿子对我说：《敬宜笔记》专栏和结集的两本书，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自己的作品。他还说，你作为专栏编辑，对他帮助很大，还有报社的支持，我们都特别感谢……我一时感伤惭愧得说不出话，只是说了：是范先生帮助我，《夜光杯》有他的文章是版面的光彩；他的专栏和书，有很多读者。我心里为此一直存着对范先生的感激，未及说出，如今却已来不及告诉范先生了。

　　多年来，他在文章中多次感谢并提到我和报社，而我只把深重的感恩放在了心里，常常以一声谢谢表达我的心声。他在《敬宜笔记》专栏结集出版时，传来一篇对我如何当编辑多有赞赏的文章。我退了这篇稿，对范先生说：“这篇不行，我要毙稿啦！”他不无遗憾又很善解人意地说，那就重写一篇吧。后来他写了《五年·百篇·四谢》，文中四谢是：一谢我们改革开放的时代，二谢新民晚报领导的慷慨，三谢广大读者的鼓励，四谢责任编辑的盛情。

　　文如其人。范先生的文章写过很多名家大家，不少都镶嵌着感恩感怀。文中人物有孩提时仰慕的长者名宿，成人后交往的社会贤达与政界要人，比如：唐文治、叶圣陶、王佩诤、吴丕绩、顾廷龙、吴湖帆、柯灵、于谦、季羡林、钱学森、费孝通、任仲夷、许嘉璐、成思危等等……同样的，他也写很多生活中的普通人和社会上的大事小事。

　　他对人永远是温和的。他的朋友、同事和熟人，评价他真是一个十分儒雅的人，虽然长年有不低的官衔，对下属说话永远是商量的口吻，用慢柔的普通话或带点糯软苏州味的上海话。两大中央报纸，在上海都有分社，他作为总编辑，总是很愿意与分社同人随便聊天，吩咐工作也是平等的。

　　晚年的乐事

　　我开始约范敬宜先生写稿，他还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文章是陆续散登的。后来他离任了，即上世纪90年代的后期，我萌生了请他写专栏的想法，之前怕他会太忙，现在或许可以松动一点，虽然他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为了约成专栏，我事先想了两个栏名《蓝色笔记》和《敬宜笔记》供范先生参考。后来我们电话商定用后者。我曾稍有惋惜地想过，为什么不请他自己想一个呢，那一定更好。后来，专栏效果很好。我想也是，用名字作栏名，虽然敬宜不仅仅是名字的意思,字面含意也好，但范先生大概是不会往自己名字方面想的,才释然些。专栏的本意是要给读者读到当下的才子文章。组稿时，我与范先生说，希望他写自己的经历、阅历和各种感受，写他看到和交往的人与事，也具体说了篇幅和稿量，总之，短些轻松些。这位身居“高位”的作者，对“轻松”的理解在他的序言里十分精准：“对这类专栏所要求的轻松是：既要有点可读性，又要有点思想性；既要有点人情味，又要有点文化味；既要有点情节，又要有点情趣；通而不俗，雅而不酸。”

　　在人大的工作比在报社空余时间会多一点，但时间还是要挤的。不过他告诉我，他写副刊文章感到愉快。他在一篇文章里也这样写了：“真的，写《笔记》是我晚年的一大乐事，一种难以言说的赏心乐事。”

　　我还感到，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范先生，另一件晚年的乐事是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不仅当院长，还上几门课。他自己在五十多年新闻生涯中得出“丰厚的学养对新闻工作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了记者，何以做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意授于思，言授于意’”。他总给学生开书单，希望学生向他提五花八门的问题，他告诉我，汲取青年学生的想法，也是观察社会的变化。

　　报人的素养

　　去年读到刚出版的《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感悟很多。作为副刊编辑，读他的通讯评论，哪怕是“编者按”，都很有收益。我在电话里与范先生聊这本书，随意地说我的看法，通讯故事生动，评论多用春秋笔法，编者按更是现在大多人不能企及的精品，我还谈到了新闻和新闻界的现状,比如自己写“编者按”，通常是干巴巴的，标签式的……不料有些话范先生要我重复一遍，我些微停顿赶快掩饰自己的一愣，继续说。他那么认真在听，好像还想记一下。可见他对小字辈的看重，对媒体现状的关心,对他作品反馈的认真。

　　９０年代时，他寄稿有时是原件有时是复印稿，基本都会留一信笺。后来有了传真机，就将稿件传过来了，但总有一信或者几句附言。按范先生与我约定，我收到文章会回个电话，每次文章发表会寄报纸，因范先生要在北京多预留两份报纸，刊登时间确定后会先打电话告知。但我羞愧很少短笺，不像范先生那样认真细致,礼数周到。

　　范先生的传真机是机关提供的，传真机给范先生带来了很多方便，刚用上时，他欢喜得就像小孩子得到了一枚玩具，要知道，这可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一位部长级的官员！他没有太多的物质冀求，一个没有推掉的“礼物”，自然付给了精神的传送。

　　经常地，我们会在电话中议论一下文章，曾有两次我提出哪句不要、哪段换位更好些。议论时，有时是总约的，有时是具体的，自然有多有少。但他品味出来的是，说我，说好的是真好，不多说的是一般。其实，范先生的文章，篇篇都是用心之作，每一篇都可以让读者有所得，还常有“神来之笔”。有时他听后，会说老吴说这篇好，那篇一般。可以充分感到，第一读者的吴老师，眼界是很高的。我觉得一位文章大家，也需要鼓励。别人的评论，在他看来也许就像成绩单。

　　也许他也觉得鼓励是必需的。在《夜光杯》创刊５０周年时，他发来贺诗;创刊６０周年时，挤出时间，赶来出席纪念座谈会，还特别写来文章《一缕幽香入梦来》，文中写道：“我喜欢‘夜光杯’这个‘朋友’……主要是不论在什么季节，什么气候，始终散发和保持着一缕淡淡的然而是醇厚的文化气息……”;在《新民晚报》创办７０周年报庆时的上世纪末，他写《可爱的燕子》，写《新民晚报》的可贵是飞入寻常百姓家。

　　专栏集子《敬宜笔记》和《敬宜笔记续编》分别出版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之后，他基本没有再写专栏文章，那时多半苦于他的眼睛过敏，后来又因另有眼疾住院治疗。回想起来，整２００９年里，只发来两篇文章。一篇是《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集》的序，一篇是我委托他为《严独鹤杂感录》写的序。当时报社同事严建平要我为他祖父的集子请范先生写序。我真有点为难，范先生因健康原因已不怎么写文章了。我无限犹豫地向范先生提了出来，不想他没有半点迟疑就答应了，我感动之后又深深的不安，总觉得给他添了麻烦。不久序文传来，标题是《独鹤可以不“独”矣》，我读后兴奋地说，放专栏用，又是一篇好文章。范先生很愉快：“老吴默认好，但只高兴地说了一句，你看着吧，小钢一定觉得好，会用上版面的。”严建平也很感动地说：“祖父去世时，我还小，对祖父办报知之甚少，范先生的序文，让我对祖父有了更高的认识。”我说：“是啊，范先生说你祖父是德高望重的报人,他很景仰。”

　　独特的官员

　　许多年来当一家省级报纸的副总编辑、两家中央报纸《经济日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离开报界后，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后又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由于一直给人平易的感觉，许多人都叫他老范，我称呼他范先生，这也是我通常对男士的统称，不管有没有头衔，称范先生当然还有“老师”之意。他挺高兴，曾对我说，叫老范也行，都好。我想，他一定纠正过不少叫他范总的人。

　　有一次，电话闲聊中我说起很多场合会有人不约而同地感叹：现在真正的报人太少了，但您范先生是一位。他显然很兴奋，他说谁谁谁也这样说。给范先生这样的评价真是一直延续着，不管他还在不在任。

　　自1998年离开《人民日报》，他的新闻调查兴趣没有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有丝毫的减退。有一次去柳州考察，第一件事就是拜谒柳公祠,写了一篇专栏文章《谒柳祠，念公仆》，文章表露“前人评论他的文章‘深、雄、雅、健’,然而我崇敬的不仅是他的文风，更多的是他的政风，或曰‘官风’。”文章为此特意引用全文134字、在当地百姓口头相传的柳宗元《送薛存入序》，为方便读者阅读，还做了白话翻译：

　　“作为一个地方官，他的职责是当好老百姓的仆役，而不是把老百姓当作仆役，因为官员是老百姓用赋税养活的。可是有的官员既不好好为老百姓干活，还要搜刮偷盗老百姓的血汗，而老百姓还不敢像对待家中手脚不干净的佣仆那样去处罚他、赶走他，岂不可怕？

　　一个一千多年前的官员，能有这种公仆意识，实在够‘超前’了，难怪毛主席那么重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范先生还告诉过我，一次范先生正巧身边没车，自己打出租车上班，发现那是一个了解社会的途径，以后，就有意识地不时地坐出租车上班，《敬宜笔记》中《我与“的哥”常交往》就记录了这方面的趣事。

　　好像是在2002年，范先生到上海，住在虹桥宾馆。他跟我说，他早上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重要活动，就是在附近找大饼油条糍饭糕。我说那是很难找得到的。后来他说，真是难找啊，最后终于是在拐来拐去、走了很多小弄堂之后找着的！还尝了豆浆和糍饭呢。言语之中，那么喜滋滋的。

　　范先生是很愿意和朋友们交谈、又是很喜欢看风景的人。他说他喜欢看奇特漂亮的房子和树叶飘飘的街景，所以，走路常常很有心情，这在他的不少文章里都有影子。

　　有一天传来一篇《飞车追薯》，那是2006年，他75岁。我回电话说，可以想象您追赶时有多么的童心，很有趣啊。他说，因为怀念小时候在上海生活时街头的“烘山芋”，北方叫“大烤白薯”，所以溜达街头寻找，没想到，刚眼睛一亮，几辆烤白薯的自行车就呼哧不见了，赶紧追，好不容易追上买上了。他问自行车主为何如此慌张，知道是市容和卫生主管部门不让大家烤了。他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揣着三个热气腾腾的烘山芋，胜利而归。只是心里一直在嘀咕：这算是理由吗？城市里该治理的大事情多着哩，何必老跟那辛苦谋生的‘小小老百姓’‘较劲’？”他的文字常常不经意间就给我们重重的提醒。

　　范先生来上海，有时吴老师也一起来，但都很匆忙，我们总至少争取要请一餐饭，或者咖啡，为的是三四个人可以随意聊聊天。有一次多年没回上海的范先生在饭桌上生动地“喔哟”一声，我以为哪个菜有问题，提起了心。他说：“这鲥鱼，我是几十年没吃了呀。”我放下了心，高兴起来，告诉他“这是现在上海很流行的菜，多年不见的鲥鱼从长江游回来啦，但野生的很少，大多是养殖的了。”他吃着，连连说好吃极了。每次吃饭，他都会评价好吃的菜，那种热爱美食的情形真是令人愉悦。

　　范先生还是一位愿意和孩子们对话的爷爷。记得有一篇文章叫《陪着孙辈一起长大》，文章的开头是：

　　“一个月前，我给‘夜光杯’写了一篇《盼盼的‘逆反诗’》针对当前青少年中常见的‘逆反心理’发了一点感慨：‘这世界变得实在太快了……再用老掉牙的语言确实已经打动不了网络时代长大的孩子了。’

　　文章于6月4日见报后，居然引起了一些共鸣，有的文摘报还作了转载。我暗自欣喜：看来我还算是比较开明的老头吧！”

　　当年读初中的盼盼才13岁，时过7年，如今都长大成人了……

　　范先生的书画，在我认识他之前，就听人说过，是当代人中真正道地的文人书画。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想送我们一幅他的书法，内容由我来选。我迟迟没有给他，我心里知道，他有时忙得很无助，求书求画求序文的人多如流水，他应付都来不及，不能再给他添麻烦了，也觉得来日方长，等到什么时候范先生真正比较空的时候，再请墨宝也不迟。到如今，人去墨亦去，多么多么的遗憾啊。

　　时光的流失

　　十几年来，就2010年的一整年，范先生没有在《夜光杯》发过文章。今年春节，我们去北京探望父母亲，想找个时间与范先生见面聊聊。范先生曾几次跟我说，他家附近，新开了一家茶馆，你来北京，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喝茶聊天。没想到，范先生说，这回我们就不见了吧，我不太舒服……那个时候，我非常理解，状态不好不见人很自然的，全然不知道他的病情。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他的不舒服已很重了……

　　这一年，再回头看看，他的电话少了，我知道他状态不怎么好，就不时打电话问候，他一接电话，总是高兴地说，常和老吴说起你呢，要给你打电话呢……

　　范先生人生坎坷，反右、“文革”均遭厄运，在辽西贫苦山区生活了十年之久。上世纪80年代初，才落实政策。1981年，他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日本，在飞机上写了一首七律：“东渡扶桑若梦行，排空驭气入苍溟。身凌群岛碎千叶，背负长天侶万星。汗湿青衫余赤胆，霜侵两鬢有童心。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

　　这首诗是范先生《华年二十去如飞》一文的开头。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回到辽宁日报工作不久，既是第一次出国，又是第一次乘坐飞机。这次出访机会本来属于总编辑赵阜同志，他却把它作为一种奖励给了我这个小人物，我的心情自然非常激动。

　　第一次登上飞机，处处感到新鲜……贪婪地注视着窗外的一切……难免俯仰平生，百感交集，既痛惜失去的岁月，又憧憬未来的年华，于是从心底里跳出那么一句诗‘再乞华年二十龄’。”

　　因为写此文时，已是2001年11月。所以，他还写道：

　　“为什么不多不少祈求天公再赐给二十华年呢？当时想的是，只要能够追回蹉跎的二十年，就足够再拼搏一回了，到那时已是七十老翁，还有什么奢求？

　　想不到后来的二十年，中国竟会发生那么巨大、精彩的变化！乱世苦夜长，盛世恨日短，一进入2001年，猛然意识到，预支的二十年快到期了，不禁悚然惊心，这时才体会到季羡林老先生为什么过了‘米寿’，还要‘相期以茶’。

　　我是从乱世走到盛世的，所以对盛世倍感可贵，倍感珍惜。”

　　是啊，多么热爱生活的范先生，他写到过：“如果天假以年，我还希望能出‘续三’、‘续四’……”

　　他还多次写上海，《老上海的“市声”》《站在“旱桥”看上海》……

　　他的专栏文章，多篇获得“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奖项，篇目有《曰归曰归归未归》《感人即在平易处》……

　　范敬宜先生,一位能让人久久怀念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