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的职业，非常简单。

　　离开学校，在“文革”的风暴中去贵州山乡插队落户，当“知青”。知青其实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从字面上看，“知青”两个字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现在许多五六十岁和将近七十的人，时常还自称“知青”，比如自称“江西知青”、“新疆知青”、“黑龙江知青”——明明已经是老头老太了。所以我说，“知青”只能说是一个称谓。

　　离开“知青”生涯，我就成了文联的人。这话虽然非常明白，却还得仔细解释一番。

　　调我进城的是贵州省文联，我的工资也在文联财务科领，不过我的工作却是在贵州省作家协会，是贵州省文联历史上的第一个专业作家。原来，贵州省作家协会是贵州省文联的下属单位，用“官本位”的谱系来说，文联是厅局级，省作协是处级。当了近五年专业作家以后，我出任省级文学月刊《山花》杂志的主编。这个杂志也是正处级，受省文联领导。因此，我既是贵州省作协的人，又是贵州省文联的人，归根结底是文联的人。千万不要笑，这不是绕口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情况，直到1990年我调回上海。

　　在贵州和上海两地领导的关心下，我从贵州省文联调进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在上海，作协和文联是分开的，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协的人。不过，这个情况只延续了一年多一点，从1990年9月到1992年7月，上海市文联换届，我当上了市文联副主席，又和文联续上了关系。尽管我先是在作协领工资，后是在文学所领工资，但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始终没有变，我当了十八九年了。

　　每当人家问及我的身份，我常说，我的第一身份是作家，从1977年早春出版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开始至今，我已出版了一百本书；我的第二身份是人民代表，当了两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届上海市人大常委，快三十年了，只比当作家的时间少几年；我的第三身份呢，就是文联的人，在贵州省文联工作时，经常以文联名义参加各种活动，到了上海，市文联时常也会派我干一些活，比如采风、出席外事活动什么的。了解情况的人对我说，你名义上挂个副主席，实际上是没权的，虚名而已。我不这样看，我认为我这个市文联副主席还是实实在在的，每次我对文联工作提出意见，基本上都能得到采纳；即便有不采纳的，也会有人郑重其事地到我这里来说明情况——这就够了嘛！不信，问一问在文联机关拿工资的职工，情况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