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董永安因涉嫌违纪问题，日前被纪检部门“双规”审查。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河南省交通厅已连续有三任厅长被查出违法犯罪的事实。

　　此前“落马”的三任交通厅长，在走马上任时，都各自有着自己的“廉政名言”。第一任“落马”厅长曾锦城在任时，就曾以写血书的方式给河南省委表白：“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第二任“落马”厅长张昆桐一上任，就向省委领导表示一定要吸取前任的沉痛教训，并提出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而第三任“落马”厅长石发亮则在刚上任时表示，要吸取张昆桐的教训，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并将其细化成“两个原则”，即“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可是，没过多时，他们都没能守住自己的承诺和原则，纷纷落马，并呈现了“前腐后继”的轨迹。

　　近年来，在对待国家官员腐败的问题上，中央一直都采取了“从严”管束和“从重”处罚的立场，“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司法机关也确实不断加大了重罚的力度，甚至动用了死刑。

　　之所以对犯罪高官科以重刑，除了他们本身的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外，司法部门显然想以如此重罚起到强有力的威慑和警示作用。

　　人们通常总是按照自己认定的“常识”去理解和评判司法行为，总是以为只有使用“重典”才可“治乱”。当然，也更相信依靠“严刑”，才能真正治得了腐败。

　　然而，腐败官员的不断出现甚至“前腐后继”，却不断打破这种“常识”，甚至一直挑战着人们的认知底线。近年来，随着对腐败问题的大力治理和打击，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仍有一些贪腐官员“顶风作案”。我们期待的从重判罚的正向功效并没有完全、充分地体现出来。在严查腐败官员的同时，我们在权力的平衡配置和制约机制上，依然存在不少的缺陷和漏洞。

　　由此看来，如今又出现河南交通厅长董永安犯案的现象也似乎不足为怪。因为我们虽然已经在多年之前相继查处了曾锦城、张昆桐、石发亮，但权力高度集中的配置并没有被削弱，对“一把手”有效监督的体系也没有真正建立，在一些公共强权领域，依然体现出权力设置的结构缺陷和缺乏动态的权力监控与制约。

　　因此，有关部门在继续对涉案官员加大查处力度的同时，更应当关注这些官员得以“前腐后继”的权力结构及机制成因。毕竟，只有多管齐下、对症下药，才能收到“药到病除”的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