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澜

　　27.采访王菲是让我最头疼的一次

　　崔健，是我学生时代心中的英雄。那一声《一无所有》，那一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中国由僵化封闭走向开放时必须经过的阵痛与觉醒，是一代年轻人的呐喊与反抗，也是新启蒙时代的坦诚与自省。他的音乐是热烈而危险的，年轻人要的就是这个。不仅是年轻人，常常有中规中矩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在崔健的音乐中哆嗦着，想要喊又还没有喊出来，那是中国的摇滚乐对几代人的撞击。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出现了150多个“我”字，是出于传统和政治的原因被长期埋没和压抑的汉字。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变得现实了。忙着养活自己，或从一段破裂的情感中挣扎出来，没谁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音乐也不能用来付下个月的房租。再后来市场经济大发展了，机会多了，眼界大了，工作忙了，挣着钱了，生儿育女了。当对手的面目已经改变，当金钱主导了价值，当人们在疲于奔命之余，需要的更多是醉人的小曲和浅薄的搞笑，我们还需要崔健的认真和愤怒吗？他的舞台下是否还有年轻的人浪与欢呼，还是只有中年人的怀旧与叹息？鲍勃·迪伦说过，每个人过了青春期之后都处于下滑状态，你能做的只是减缓下滑的速度而已。

　　今天的崔健，穿着自己早前设计的红底碎花外套，戴着那顶标志性的有颗红五角星的发白的军帽，安然地坐在我面前。他正在筹备年底的摇滚与交响音乐会，又刚刚杀青了与他的歌曲《蓝色的骨头》同名的电影，做起了跨界的乐事。不过今天这一切都显得文艺了些，小众了些。如今的男孩女孩儿们还能在他的作品里找到自己吗？崔健说：“今天的年轻人处于多元的文化中，表面上看他们有许多选择，但实际上他们是被动的。他们失去了释放严肃思想的文艺舞台，强大的商业包装和营销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应有的感知。”而他自己呢，却更多地从早期作品中的出走、释放，从离世的渴望回归到入世的状态，把触角伸入社会的芸芸众生，关注精神，并发出呐喊。《农村包围城市》《混子》《小城故事》都是如此。虽然因为缺少旋律而不易被传唱，他仍然执著地相信真正的摇滚不是为了取悦听众，而是个人与环境的冲突所产生的能量爆发。这让他兴奋，让他流泪，也让他孤独，在孤独中找到力量。他形容那是在心灵里一次又一次把自己脱光，被打击，然后又康复，他把这个过程称为快感。他把曾经的历史记忆称为红色的，把充满欲望的商业时代称为黄色的，而把对精神的追求称为蓝色的。当所有的人还在等待另一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扛着自己蓝色的骨头，继续青春的传奇。无论这舞台是拥挤的还是空荡荡的，他的内心独立并充盈。

　　采访王菲是让我最头疼的一次。这位歌坛天后一向以“冷”著称。她台上台下，惜字如金。2010年复出的独唱音乐会上只说了6个字，即3次“谢谢！”我搜索了一下她过去接受的屈指可数的几次采访，几乎以“嗯”、“哦”、“啊”回答所有问题，把主持人泼辣如小S者都搞得冒汗。采访前一个小时我还在发愁：如果她不配合该怎么办啊！导演来报：“王菲发了条微博，说她好紧张，还把你想象成穿白大褂戴听筒的医生。”我突发奇想，嘱咐导演去借白大褂来。心想既然大家都紧张，干脆拿紧张开个玩笑。过了半个小时同事们找来了两件白褂子，但我一看就乐了：“这哪里是医生的穿戴，明明是厨师的褂子！”褂子虽然没找来，主意倒有了：开场就从紧张说起！而且不必去顾及太多采访技巧，面对这样冰雪聪明的主，没有心计就是最高明的技巧。等王菲和李亚鹏入座，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说咱们今天为什么紧张？”亚鹏是老实人，第一个开口说：“我和王菲平日刻意避免一同出现在媒体前，即使一同出席慈善活动，也是我讲她不讲。还有就是我们在家很少谈严肃的话题，好多事我们也未见得交换过意见。”看着亚鹏无辜的样子，我和王菲都笑个不停，现场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