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行军，对许多“老西藏”来说，是这一路上与“饥饿”相伴的另一大考验。

　　首批进藏部队开拔时，从甘孜到昌都的公路没有修好，徒步行军，要走近1000公里，而到拉萨，更是3000公里之遥。当时，团以上干部一人一匹马，连以上干部四个人一匹马，身上还要背二三十斤，一般战士武器弹药、粮食等等装备加起来，一般都要五六十斤，多的达到七八十斤。

　　翻越崇山、趟过冰河，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长距离行走本已艰难，何况是如此负重行军？更何况，当时许多战士还不满20岁，个头小一点的，真像背着一座“小山包”。

　　适应训练“开小灶”

　　正可谓“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对一支南征北战的部队来说，在雪域高原上负重远行还是第一次，困难和挑战不言而喻。为此，18军在甘孜集中、为进军西藏作准备的日子里，天天开展负重行军训练。

　　文工团的老兵们回忆，在负重行军训练时，和正式行军一样全副武装，在住地周围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地段跋山涉水，演练在高原的行军生活，“每个人负重好几十斤，骡马载着物资，浩浩荡荡，在山间小路上前行。”

　　第一次行军演习，没走多远，大家就发现在高原上行军和在内地大不一样：走几步就发喘，特别是上坡，常常上气不接下气。才走了5公里路，就有掉队的，背包和人都像散了架似的。大家互相帮助着，一上午也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条小河边住下。

　　宿营后，每个人都按分工开始搭帐篷、放马、捡烧柴……炊事班生火困难，开始只冒烟不起火苗，还要学会像藏胞一样用羊皮风箱朝锅底下吹风。

　　这一路，大家也初次领略了高原地区的“孩儿脸”。

　　除了集体拉练，许多战士也纷纷为自己“加码”、“开小灶”。时任18军军部收音员的时钟曼，看到有人往背包里装上石头，以增强负重行军的耐力，她也给自己安排了一项特殊训练——每天晚饭后，从驻地到山下的甘孜河边去背水，背回来送到炊事班和房东阿妈家，这样，既能得到锻炼，又能做好事。后来，她的“一举两得训练法”在部队传开后，还得到了军首长的表扬。

　　精简后背包也不轻

　　经过负重训练，部队收获了不少高原行军的经验，但也深感超负荷行军力不从心，必须精简一些个人装备。

　　时任18军52师政治部康藏工作队队员的李国柱回忆，尽管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困难，但对进藏部队支持力度很大。在甘孜时补充的各种装备，有皮衣裤、皮大衣、毛皮鞋、皮护耳、风雪镜、毛毡垫、隔潮帆布、急救包，搭帐篷用的布、棍、钉，食用的米、干菜、蛋黄粉、代食粉，还有行军用炊具、固体燃料、锅、勺等等，有许多是全军其他部队所没有的。

　　“但是大家明白，这一路全要靠两腿，把装备扛在肩上走，所以发的东西再好，也不敢全留。李国柱记得，当时自己只留下了皮大衣、毛皮鞋、皮帽、雨衣、隔潮帆布、床单、笔记本等，“就这样，加上食品一共四、五十斤，行动起来已经很‘笨’了。”

　　在精简个人物品的同时，有许多集体的物资不得不分摊到每个人身上。文工团的战士们，除了背自己的背包，每人还要带一件文艺器材，如二胡、提琴、腰鼓等，特别是军乐队的文艺兵，要背起四个大摇头贝司和四个抱贝司；拉萨入城式所需的几十根彩旗竹竿，也都分配给文工团个人背着，每个班才配一匹骡马。

　　《解放西藏史》中记载，当时除了组织大批牦牛运送物资、加紧修路、酝酿空投外，解决运输补给困难的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加大部队人员的携带物资数量。

　　进藏途中咬牙前行

　　“那时候，我才刚过14岁，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娃娃兵。但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文艺兵，我根本就没觉得自己是个小孩。虽然首长、包括一些岁数大点的男兵，都是尽量让我少背点东西，可怎么少也要背背包、背干粮、背武器装备，还要背乐器和演出用品，每个人怎么得有四五十斤。”时任文工团战士的李俊琛如是说。

　　从甘孜刚进发时，好多小女兵尽管身上背着捆着重重的装备，但个个精神饱满，恨不得一口气跑到拉萨去。但每天几十里复杂的山路下来，除了头晕、胸闷，头上爬着虱子、脚底打着血泡，上气不接下气，背上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腰里捆着的米袋子里还装着银元，像灌了铅一样直往下坠。有的女兵当时恨不得全部丢掉，可那都是进军所需的“保命钱”，再苦再累，也不可能丢掉。

　　当时分在文工团腰鼓队的章道珍记得，团里的人除了背所有个人用品外，还有公用的一些乐器和竹竿。对她来说，最麻烦的就是腰鼓了——又圆又扁，斜挎在身上，很快一边肩膀就又酸又疼了，必须不停地换肩膀；每走一步，腰鼓还会向胯骨敲打一下，道路不平时敲打得更是毫无节奏可言了，两胯都被敲打得又红又肿了。这一路的横断山脉真是“看山跑死马，山外总有山”！

　　本报记者　鲁雁南　张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