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裹挟着一路狂奔。

　　如今我们已深陷食品安全困境不得自拔。专家提醒，是否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

　　“白色恐怖”

　　对“白色污染”，人们往往较关注城市中一次性塑料餐盒及购物袋等的使用。但记者获悉，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速了耕地的“死亡”。

　　“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说。

　　长期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与退化农田修复的蒋高明，日前对记者讲起他在一些农村看到的几乎被清一白色塑料膜覆盖的农田、山坡的景象时，用“白色恐怖”来形容。

　　据蒋高明介绍，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有人研究了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七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

　　在蒋高明看来，农膜是现代农业最垃圾的发明。人们利用它得到一部分增产后产生依赖。在脱离了传统锄地做法，不用有机肥、秸秆等养地，覆盖一层农膜就实现了保温、保水、除草、杀虫等目的，表面看是再好不过的事，但实际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在加速耕地“死亡”。无异于“杀鸡取卵。”

　　“红线”濒危

　　记者被告知，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

　　从其提供的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出，上世纪50年代我国一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以百倍速度增加。

　　“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蒋高明认为，保持目前粮食产量，就农药化肥而言，施用量减半足矣。

　　还有一个数字让蒋高明耿耿于怀：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两者都因趋利。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蒋高明说。

　　其实，即使没有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对耕地的间接污染已经使之不堪重负。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往何处去？

　　在蒋高明看来，农业依赖大量化学物质投入堪称所谓现代农业的突出特点，危害甚多，不可持续。它不仅需要开采大量矿山、石油等，使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加剧，大量化学品被投入耕地，造成耕地污染，“但危害绝不仅于此，耕地污染还严重威胁到食品、粮食安全。”

　　蒋高明说，“绕一个圈子，耕地中的有毒物质最终要回到人体安营扎寨。”前不久报道的“镉米”就是例子。

　　当“锄禾日当午”式的传统耕作方式被取代，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等成为现代农业的“常规武器”时，蒋高明认为“工业化农业已经大大动摇了我们的农业之本。”

　　当引起西瓜“爆炸”的膨大剂被公众知晓后，人们困惑的是“为什么要用它”，因为很显然，此举是违背植物生长规律的。

　　但类似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现象在农业生产中比比皆是，正像蒋高明所列举：反季节果蔬生产，加剧了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动物“速成班”将鸡、鸭、鹅等禽类的生命周期缩短至28-45天，猪缩短至2.5-4个月。“这些严重违背生物学规律的种植和养殖模式大量泛滥，令各种农药、激素和添加剂充斥城乡食品。”

　　人们困惑：我们的食品之源——初级农产品，已经在生产中经受了如此化学化、工业化的“洗礼”，怎敢再在食品加工、运输或保存中不加节制地添加各种化学制剂甚至是非食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我们究竟要往何处去？ 

　　法制日报 (韩乐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