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众多思潮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抉择，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然而，马克思英名的传入则要早得多，译法也不尽一致。1899年2月，在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第121期上，连载了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颉德所著的《社会的进化》一书，译名为《大同学》（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在该文中，人们首次了解到世界上有位著名的“百工领袖”——“英人马克思”。时过两个月，在同一篇文章的续篇中，当介绍“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即指社会主义）之一派”时，其代表人物的译名却变成了“马客偲”。可见，当时人们对这位伟人及其事业的陌生。

　　1902年9月，梁启超化名“中国之新民”，在改良派的《新民丛报》18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进化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的论文，其中说明“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这一理论，是属“麦喀士之社会主义”。这个“麦喀士”无疑又是一种新的译法，且在文中屡次出现。1903年，仅我们看到的就有3种译法。一是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我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近世社会主义》（日本人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这本书的第二编在介绍德意志之社会主义时，提到了“加陆·马陆科斯”；二是由中国达识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日本幸德秋水所著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译法：“马尔克斯”；三是《浙江潮》第8期刊载的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第三篇“新社会主义”中，共产主义创始人之一被译作“埋蛤司”。过了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政论家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3号上连载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最早介绍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但他用的译名是“卡尔·马尔克”。在同年同刊上发表的吴仲遥的《社会主义论》中，又称马克思谓“玛鲁珂士”。上述不同译名的出现，估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译者对外语语音掌握程度的差异，及在Karl Marx的发音上带有浓厚的地方口音所致。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各种译名被许多进步报纸和书刊广泛采用，触怒了反动当局。一次，北洋军阀的头目在一份刊物上看见介绍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时文，其中有“马尔格时”的译名，于是就发了一道“内阁令”，叫警察厅凡是遇见有“马尔格时”字样的书籍就没收。当时，一个警官问：“‘马尔格时’和‘马克思’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厅长回答：“一个名是4个字，一个名是3个字，你难道不明白吗？”从此，在北京的报刊杂志上有关“马尔格时”的文字虽然不露面了，但“马克思”的学说继续盛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反动政府的愚蠢查禁，却为统一马克思的中译名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19年起，具有影响的《新青年》杂志开始用“马克思”这个译名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再用过其他译名。例如，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中，用的都是“马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