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啊解放军，像东方太阳高升起；被夺去千年的土地，如今回了家；今年双手种下的庄稼，全都归了自己……”

　　再一次读到当年翻身农奴唱的歌词，每一个曾参加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的“老西藏”，都不会忘却那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场景。那时，他们有的还在部队，有的早已转业到地方，但在这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改革中，他们也和那些打碎枷锁和铁链的农奴们一样由衷地高兴。

　　农奴与狗一起争抢食物

　　首批进藏官兵，对农奴们的遭遇，不说感同身受，也是身临其境、难以接受。

　　“当时，进拉萨第一个印象就是要饭的多”，时任18军先遣侦察科参谋王贵记得，乞丐集中的“乞丐窝”垃圾成堆，一人高的小帐篷破破烂烂，能住上五六个人。

　　有一天，王贵和战友外出，看到十多个藏胞围在一起，嘴里叫着“虱子都爬到鼻子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藏族阿妈躺在垃圾堆里，动弹不得，奄奄一息，王贵赶忙让通讯员回去找军医，可通讯员走了20多分钟，藏族阿妈就断气了。后来王贵才知道，在当时的西藏，这样惨死的人很多，贫苦的农奴，在西藏上层贵族眼中，根本不当人看，“我们都亲眼见过，有些贵族从窗口扔出一块骨头，农奴和狗一起抢食……”

　　旧西藏的封建农奴主，包括官家、贵族和寺庙三部分，统称为“三大领主”。他们的人数约占当时西藏人口总数的2%，却占有西藏几乎全部耕地、森林、山川及大部分的牲畜等，一般不亲自经营管理，而是委派人代其管辖。

　　与农奴主阶级相对立的农奴阶级，则分为差巴、堆穷和朗生三种人。占农奴总数约60%的差巴，祖祖辈辈束缚在农奴主差地上，无偿为其种地，还要服名目繁多、无穷无尽的差役；没有或已经丧失了差地的堆穷，人身仍然依附于农奴主，受剥削奴役程度更重；而占农奴总数10%左右、作为领主或代理人家奴的朗生，更是受农奴主绝对支配，可以任意租让、抵押、赠送以致出卖。

　　民改队员借宿在农奴家

　　“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做到‘四同’，即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由于藏、汉民族生活习惯不同，一开始，对我们来说还不太适应”，当时在文工团的吴寿桐回忆，团里30多人在乃东县4个民主改革工作队开展工作时，都住在贫苦农奴家中。

　　由于长期受“三大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这些农奴一般都生活极端贫困。房子不仅低矮破旧，而且满屋子都被烟熏得漆黑，臭虫、跳蚤到处都是，有时候晚上睡觉，臭虫就会从屋梁上掉到你的脸上。

　　每天早晨，工作队都要替群众背水。吴寿桐他们起初把水桶背在背上，一起身就东摇西晃，到家后一桶水只剩下半桶了，还把水洒得身上都是。时间一长，大家也都可以像藏胞们一样，把一桶水一滴不漏地背回来了。

　　在大批机关干部参加到农村工作队的洪流中，西藏工委社会部的陈钊被分到山南札囊的色共乡。她的“四同户”，是一对老年夫妇，老阿妈对她特别好。

　　她回忆，当时年轻，工作紧张，倒床就睡，可过了一段时间，身上奇痒，清理卫生才发现内衣里居然有好多“革命虫”（虱子），连毛衣里都有。回来后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老阿妈把自己的床垫放到了她睡的草垫子上。

　　那床紫色的褥子，是用破袈裟片和穿破的氆氇衣服缝制的。陈钊望着它，仿佛看到老阿妈一针一线缝制褥子的景象，这是老阿妈唯一能拿出来表达心意的礼物，陈钊哪里还有心思去寻找“革命虫”？

　　翻身农奴当家做了主人

　　群众发动起来了，民主改革的关键一步就在于制订新的分配方案。当年在江孜县二乡工作队任队长的李国柱回忆，根据土改的各项政策，我们首先将乡里7户领主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本人交代数字和群众掌握数字核对后，计算土地总数，按全乡人口数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好、坏土地搭配；现有大小牲畜、大小农具也都搭配分配；同时按阶级划分政策，摸清阶级情况，提出划分意见。

　　李国柱说，接下来，就是召开全乡大会。由工作队宣读民主改革、土地改革和划分阶级的方案，并宣布从即日起在乡里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人身依附，解放农奴和奴隶；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特权……

　　新的分配方案宣布后，热闹的领取场面，持续了四五天。千百年来，第一次领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让昔日的奴隶怎不激动万分？只见他们忙着在自己刚分到的地里转来转去，有的用脚、用绳子一遍遍丈量；有的打上木桩，写上自己的名字；有的在地里喝上青稞酒，又唱又跳……　　　　本报记者　鲁雁南　张黎明

　　(“走通天路”系列报道今日刊登完毕。同名书籍近日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