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区老区长是我延安中学初中时的同学，同班同桌，初中三年我俩关系处得不错。初中毕业后，我去闵行念技校，他考上高中，两条道上跑的车，联系就不多了。

　　蓦然回首，他成了一区之长。那时，正是我人生最困苦、最艰难的时候。我于1968年从闵行技校毕业后，1969年赴甘肃农村劳动锻炼。劳动锻炼期间，我不幸落崖受伤致残，安置问题因此被搁置。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没有劳保，每月仅有微乎其微的津贴费，生活上的凄苦可想而知。  

　　亲人们为我哭泣，朋友们为我惋惜，今后怎么办？有人提议我去找“同桌”，说一个堂堂区长，解决你的安置问题还不是举手之劳的事。我却不这样想，我认为，区长的权力确实很大，但必须在他职责范围内行使，如果硬要他职外行权，不是叫他犯错误，就是我自讨没趣。同学们都以他为荣，我不能让他为难、犯错，应该让他为有我们这样的同学为豪。

　　改革开放后，残疾人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亲人们的奔波下，在本系统老干部的关心下，我的安置问题解决了。我当时特别高兴，为悬而未决的安置问题得到解决高兴，也为没有打扰老同学而心安理得。

　　2004年，我搬到P区居住，欲做P区人，需知P区事。我首先到居委会去借阅P区区报，居委干部说没有，我提出订阅，她叫我跟镇宣传科联系，电话打过去，宣传科的人说不可以。我想，这些人大概欺生，我找熟人去。我在技校时有一老同学，毕业后去大兴安岭，后上调到大庆油田，退休后回沪在P区一居委会当主任。“小巷总理”搞一份本区的区报该没问题吧，错，他也说搞不到。 

　　2005年是我们那批自称“延安人”毕业四十周年，老师和同学搞了一次同学会。经过四十年的沧桑变迁，我们已不再年轻，无论你是富裕和平凡，无论你是身居要职或普通百姓，今天只有一个称号：我们是同学，是朋友。区长与几个还认识他的人边说边笑走了进来，全没有戴着区长头衔下去视察工作时那样的前呼后拥。

　　我坐在轮椅上，特别显眼，他一进来就看见我，老远就伸出双手笑容满面地过来跟我握手，并拉出凳子随身在我边上坐下，还说了声，我们是同桌么。 说心里话，我还真没把他当作区长来看待，不然的话，我会感觉不自在的；记得还住在老房子的时候，有一次我去社区参加一个座谈会，刚坐定，一副区长在好多干部簇拥下走了进来，并在我对面坐下。一个副区长与我同堂开会，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好像一个只会吹口琴的人硬被人拉去弹钢琴，被人看高了，心里有些惶恐。但我又把他当作P区区长，请他为我订一份P区区报。我想：我作为一个P区居民，向P区区长提这个要求不为过吧？就在我俩窃窃私语的时候，同学们都围了上来，想打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却秘而不宣。

　　从此，每到星期三，我就如期收到P区区报了，看报时，我会时常想起我的同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