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个外地青年叩响我家的门，只见他提着一只蛇皮袋，背着一个大背包，左臂上还缠着黑纱。瞧我惊愕的样子，他先开口了：“爷爷，我是贵州王某某的儿子小敏，8年前咱们见过呀！”

　　哦，是8年前我家保姆王阿姨的儿子！见过，虽然孩子变化很大，但我还认得出。

　　“里面坐。你妈好吗？”

　　“没有了”，他沉重地指了指臂上的黑纱。闻此噩耗，我心中一阵难受，脑海里闪现出王阿姨当年的身影……

　　那年，因我母亲在床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就到中介所去请保姆。教师出身的我可谓阅人无数，一下子就发现一位妇女气质有异，交谈中她提出一个条件：住在我家，但每天下午3点到8点要允许她出去做钟点工，工资当然只算半天的。由于家里也有人，好的保姆又难请，我答应了。

　　一段时间后，大家对她的勤快、细腻、温柔印象极佳，只是两件事我总有疑惑。一是她经常回来时神情黯淡，有时还有泪痕；二是我发现她动过我的书，这是犯我大忌的。

　　恳谈中，她亮出了底细。原来，她本是贵州山区的小学教师，这次是因为陪重病的儿子求医来上海的。因为钱少，才来当保姆。每天下午3点到8点是去医院陪孩子。而我书橱里的书对她的诱惑太大，忍不住擅自翻过几本。

　　家人听后都很震惊。首先，再也不叫她“王阿姨”而叫“王老师”了。第二，只要她把家里最要紧的事办妥，就让她早点去看儿子。第三，我的书任她翻阅。第四，我母亲还长了她的工资，要她每天下午带菜去给孩子加营养，“就算你口里省下来的”， 母亲边拭着她的眼泪边宽慰她。

　　两家人从此就像一家人了。她管我妈叫“娘”，主动关心家里的一切，我们也去看她的孩子，有空她还和我讨论教育特别是当地最困难的外语教学的问题。

　　孩子好些她就回贵州了。我们寄过几回钱去，她都退了回来并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后来我托上海支教的朋友带了些钱去给孩子治病，并再三做思想工作，她勉强收下，但托朋友带话回来，说权当是借的，因工作要调动，以后再联系。此后数年，杳无音信，我知道她个性很强，伤了她的自尊心了。

　　后来，听说她评上了地区的先进教师，还调到中学当老师，我们全家都很高兴，我甚至想和老伴去贵州看望她。

　　不料，积劳成疾的她，在今年带学生抗旱时累倒了。弥留之际，她把我借给她多年的一套英语课本裹好，还附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我当年捎给她的钱和利息，让今年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的儿子来向我致谢和道歉。

　　儿子就这样赶到了上海，含着热泪向我们诉说母亲一生的艰辛。

　　我默默地打开她还我的那套书，每本书的封面她都包得好好的，封面上还有她娟秀的笔迹：“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那是8年前她借了我的《陶行知文集》后反复诵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