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老舍夫人胡絜青先生去世，我到和平里医院去送别。由于家庭的关系，我坐上了灵车扶灵送到八宝山火化。遵照家属的嘱托，灵车特意经过阜成门向长安街驶去。坐在车里看到绿树掩映中的宫门口三条胡同的西口，我想起了，这里当年是满族的“正红旗”籍老百姓的居住地，也就是胡絜青老人娘家的所在地，至今这里仍有老人的娘家人居住。出阜成门就是原来的关厢，我家的老宅就在那里。

　　我儿时常到位于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去看望絜青奶奶，她曾给我讲了我们两家近一个世纪友谊的来由。还是在老人六七岁的时候，北京城闹了场不大不小的瘟疫，很多孩子得了“白喉”，当时人们管它叫“锁喉风”，胡絜青和妹妹都不幸染上了这个病，多方求医也无济于事。妹妹尤为严重，由于呼吸困难孩子已奄奄一息了，父亲急得团团转，母亲无奈地守在孩子身边落泪。邻居听到哭声来到胡家，劝慰这对伤心的夫妻。突然一位老者说话了：“别哭，我倒想起了个能治这病的人，城外关厢有位接骨匠杨，听说他有绝招治这病。”大家愣愣地看着老者：“他会吹一种药，直接吹到嗓子上，很快这病就能治愈！”

　　抱着半信半疑的想法，两口子抱着两个闺女出城来到杨家。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近前看了看孩子，又打开嘴看了看孩子的嗓子，白喉已长满喉咙。病情十分严重！这位老人就是我的曾祖父，被人们称为接骨杨的“杨六巴”。杨六巴果真治好了孩子们的病，胡家与杨家的友谊就此奠定。

　　灵车继续缓慢前行，红灯亮了，车在武定胡同口停了下来，莫非是神明有灵，穿过武定胡同向右转，顺着顺城街走不远就是西养马营了，进口再右拐就是烟筒胡同，老舍的朋友罗常培的旧居就在这里。胡絜青与老舍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就在罗先生家。当时的胡絜青还在上大学，她是代表学校来请刚刚从英国讲学回来的老舍先生的，邀请老舍去他们学校去演讲。这时的老舍已写作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小说，在国内已小有名气了。

　　老舍与胡絜青结婚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们有了舒济和舒乙两个孩子。一家人过着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从此，老舍这位“写家”再也不能安逸地坐在书斋里面遨游他的想象世界了。他安排好妻子和孩子毅然南行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征程。

　　胡絜青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北京，她一边教书，一边伺候着老舍年迈的母亲。1942年老舍的母亲去世，胡絜青接到老舍托朋友带来的书信，带着孩子踏上了南去重庆的艰难路程，老舍在信中嘱咐他们如果没钱就找重庆的“杨五爷”，他会尽全力帮助的。这位杨五爷就是那位“杨六巴”的儿子。我这位五祖父自幼就去了南方，在武汉铁路上工作，他为人讲义气，好交朋友，与郭沫若成为了挚友。

　　胡絜青带着孩子们辗转从北平到了重庆。老舍一家团聚了！

　　1949年老舍从美国讲学归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杨五爷也从重庆回到了北京，被郭沫若先生安排在科学院的植物园工作，老舍在北京定居下来，买下了奶子府的一所较为规整的四合院，一家人在北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老舍先生是位很有生活情趣的人，他在院子里种满了各色花草，引得好多朋友来此赏花，郭沫若、欧阳予倩、田汉、曹禺更是这里的常客，杨五爷自然也是踩破门槛的朋友了。有一次，植物园引进了很多株果实像灯笼，红得像火一样的柿子品种，我这位热情的五祖父马上给老舍弄来两株，他还自带工具，把这两株柿子树种在了老舍家客厅门前。不几年，柿子树就长成了大树，开始结果了。老舍夫妇经常拿这柿子招待好友。胡絜青先生还给自己家的院子起了个雅称“丹柿小院”，从此，在老舍夫妇的朋友中都知道了老舍的宅院叫“丹柿小院”。

　　我后来做过谢和赓的秘书，再后来，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我还是经常到老舍夫人胡絜青后来居住的安定门外去看望她，和老舍先生的子女舒济、舒乙、舒雨、舒立都有来往。我现在一直有个打算就是把老舍的小说《老张的哲学》搬上荧屏，以作为我们两家一个世纪以来友谊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