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中的时间标志非常清楚，简直可以排出日志来，比如《金瓶梅词话》、《红楼梦》等。还有学者根据时间标志上的漏洞，考证出《儒林外史》中有伪作的部分。

　　即以《金瓶梅词话》来说，小说起始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结束于金灭北宋、南宋建立（1127），故事主要发生于北宋末的十来年间。其间排日记事，类一部商人家族的编年史。姑以小说前十回“武十回”为例。故事开始，政和二年十月，武松打虎，与哥哥重逢；十一月，潘金莲勾搭武松未遂；过了十多天，县令差遣武松上京；政和三年（1113）三月，西门庆勾搭潘金莲成奸；四月二十左右，武大郎捉奸被踢，过了数日，武大郎被毒死；临近端午，西门庆重会潘金莲；六月初二，西门庆娶孟玉楼；六月十二，嫁西门大姐；八月初六，武大郎百日，请僧念佛烧灵；八月初八，西门庆娶潘金莲；不久，武松回来，误杀李外传，西门庆侥幸逃脱，武松被抓，免死充军，清河县申文落款时间是“政和三年八月日”。（其间也有时间碰不拢的，如武松被差遣上京，上文说是政和二年岁末事，至来年八月始回，应该有大半年光景，可下文又说“去时三四月天气，回来却淡暑新秋……前后往回，也有三个月光景”，分明是作者疏忽了，也是小说家的通病。）

　　不仅是排日记事，而且人物的年纪，也是一出场，一见面，就先介绍明白的。潘金莲：“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正月初九丑时生。”西门庆：“属虎的，二十七岁，七月二十八日子时生。”连出生时辰都交代清楚了，然后才开始勾搭。

　　这种排日记事的写法，让人想起中国的史学传统，尤其是编年体史书，如《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及正史中的本纪等。“史统散而小说兴”，史书在中国地位崇高，若小说写得像史书，读小说就会像读史书，可以讨中国读者喜欢的。

　　同处东亚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以《日本书纪》为首，古史有所谓“六国史”，也是“本纪”式编年史。早期小说的代表作《源氏物语》，论者以为也受过史书影响。唯其中时间标志虽然清楚，却又与中国小说有所不同，主要是季节、节日，而较少具体日期，也不细说人物年纪（现代小说《细雪》、《古都》等也是这样）。两个中译本的译者，可能为了照顾中国读者的习惯，一个加了详细的脚注，说明这是哪一年、主人公几岁时的事情（丰子恺），一个则编了比脚注还要详细的《各帖要事简表》（林文月）。从译者的这种做法中，可以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

　　不过，日本小说中的时间标志，虽比中国小说简略，却比西方小说明显。西方小说中很少时间标志，更不像中国小说排日记事。如著名的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法国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其中便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标志，很难把握故事发生的确切时间，连译者之一周克希都说：“昨天正好译到主人公‘我’比较小的时候——这个主人公到底有多少年纪，我们始终都搞不清楚（笑）。”（《译边草》）

　　西方小说的这种特点，似乎也与西方史学有关。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就很少有时间标志，什么时候打仗，打到什么时候，大都语焉不详，与中国史书正好形成对照。中西史学传统既异，小说自然也就不同，时间标志是例证之一。

　　但也有例外，比如莫泊桑的《俊友》（1885），贯穿明确的时间标志。故事发生于1880年代某年，小说从第一年的6月28日，写到第四年的10月20日，时间标志非常清楚。这无疑是因为这是一部写新闻界的小说，报纸每天要出，从业人员的故事自然也就时序历历了。他的其他长篇小说却并非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