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着又简单谈了几句。我主要表达两点意思，情绪上安慰林先生，希望他更坚强，能度过眼前的艰难时光。另外，就是告诉他一些沈柔坚的具体情况，让他看到希望。我深知第二点对他更重要，林先生在上海孤苦无依，以前沈柔坚是他的保护神，很照顾他。现在他身处困境，唯一可依靠的也只有沈柔坚。心存希望，有了盼头，林先生在狱中才能把接下来的生活过下去。

　　果然，林先生非常关注沈柔坚的情况，听得特别仔细，问了好几个问题。之后他谈起自己的狱中生活。他说：“小胡，你看，我连裤带都没有，他们拿走了。”边说边作势掀起衣襟给我看。“我一天只能吃到两餐饭。他们一次次找我，提审我，还打我……”说着说着，林先生两行清泪又滚滚而下。

　　此时，他是“犯人”，我是美协工作人员。可是，自始至终，从一起写生到后来他远赴香港，林风眠先生都是令我肃然起敬的大师,就是在看守所里也一样。林先生比我年长39岁，是我的父辈，而且他1928年创建杭州国立艺术院，是我母校浙江美院的前身，我们又有师生之谊，我非常爱戴他。我听着他断断续续的描述，无比同情，心头酸楚，眼眶也红红的，差点落泪。

　　我继续向林先生介绍了一些其他情况，有美协的，也有社会上的，都是他想知道的。林先生入狱以后，无法读书看报，闭目塞听，外面的很多讯息都不知道。他听我说外面的事情，流露出兴趣，偶尔插一两句话。

　　除了介绍情况，我想趁看守不在，明确说些话，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却又语塞，毕竟是晚辈，不太好说。何况，身处“文革”之中，谁又能预测什么时候能结束，下一刻发生什么，以及林先生的命运何时能出现转机呢。

　　按规定，见面的时间不能长，我看林先生的情绪明显好起来，脸上有了点神采，马上和他商量下一步安排。

　　我说：“沈先生这次不能来看您，他没办法。但他很想念您，大家都想您，惦记着您。我们想找个借口，把您带出来，见一下面，您可愿意？”

　　他说：“好！”

　　我接着说：“只是要委屈您，要以批斗为借口。”

　　林先生回答：“好。”表示不介意，言简意赅，不啰嗦。又恢复成了我以前熟悉的样子。

　　我总是意犹未尽，想再多说几句安慰的话，奈何时间过得飞快。看守进门，催促我们离开。我匆匆结束和林先生的见面，急于回去向沈柔坚汇报，及安排林先生出来见面的事情。

　　临出门，我再回头看林先生的样子，心里又一阵难过。

　　走出接待室，我谢过狱警，简单寒暄两句，想多了解些看守所的情况。我说：“你们就给关押的人吃两顿饭啊？”那个狱警比较粗鲁，大概在这种专政地方待的，说话很不客气。他答：“吃那么多干嘛？整天关在里头，又不做事。吃两顿够了，上午十点，下午四点。”我特意又去看了看守所的厨房，看到林先生他们用的餐具。一个圆形饭盆，中间隔开，分成两个月牙形空间，一边盛饭，一边放菜。厨房里一口大锅正在做菜，师傅胡乱搅拌，马马虎虎，油盐不均，有的菜叶都没完全烧熟。我心想，老年人的肠胃怎么受得了。

　　这次见面时间有限，没有当面问及林先生入狱的原因，后来便再没机会听他亲口说明。多年间，关于林风眠先生入狱的背景较少听到一个准确详尽的说法，有的是道听途说，有的是以讹传讹，并不确切。我知道的是，他问题的源头在北京，当时他的案子由北京的专案组负责，几次提审他，也是北京来人。

　　一场非常特别的“批斗会”

　　我回来后，向沈柔坚汇报了林先生的狱中情况。沈柔坚一阵伤感，片刻后，才叹一口气。他很心疼古稀之年的这位老友。我向前走一步，问他：“你想见见林先生吗？”

　　沈柔坚答：“想啊，有啥办法吗？”

　　因为之前我已经和林先生通过气，有了默契，便说：“得再开一张介绍信。林风眠是美协的副主席，知名画家，有些问题只有他清楚，我们找这个借口，说要揭发批斗他一下，就能把林先生带出来，大家见上面。”

　　沈柔坚觉得主意好，很动心。我去看守所探监的成功，增加了他对后续安排的乐观。只是他还有两点忧虑：怕林先生不同意，又担心看守所那边能否放人？

　　我说：“林先生那边已经说好，他同意的。看守所应该也不会有问题。”

　　沈柔坚见我说得把握十足，马上让我接着去办。我入职美协后，一直在沈柔坚、蔡振华身边工作，办过不少具体事务。他比较信任我，有些事情喜欢找我帮忙，一般他交代完事情，不用说具体方法，我总能办好，他对我放心，对我的办事能力放心。

　　我一边安排召开所谓批斗林风眠的会议，一边策划去看守所接人。这时，美协里有几个人知道我去探监林风眠的事情了，他们也关心林先生，同情他。在美协，林先生资历深，却不倚老卖老。他与人交往少，也因此不生事，不得罪人，所以人缘不错。

　　开“批斗会”那天，我带着介绍信，代表美协去看守所接林先生，依然是两个人同去。事先已经沟通过，可是看守所多少不放心，要派人跟着，或者是有相关规定吧。来了两个狱警，荷枪实弹，毕竟林先生在“坐牢”。我不在乎这些形式，只要林先生回来一趟就好，让林先生出来走动走动，也让沈柔坚和他见上面。

　　一路上，我看林先生，他不说话，很顺从。林先生其实是个很老实、听话的人。

　　批斗会放在一楼会议厅，我们事先做了安排，既不能真斗，伤害到林先生，也不能露出破绽，给美协带来麻烦。林先生带到的时候，沈柔坚、吕蒙、蔡振华等一众关心他的人老早已在等候。大家假意开了二十分钟会，不痛不痒地批斗了一番，都很同情和担心林先生，不好说出来。

　　这样的会不能开太久，否则不真实，林先生身体也受不了。虽然我们都有点不舍，还是按事前向狱方的说明，很快让狱警将林先生带回去了。

　　他走后，大家又议论了几句，都是同情和关怀的话，会上不便说，现在都说出来了。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批斗会”是沈柔坚和我导演的一出假戏。

　　1972年冬，据说在周恩来总理的过问下，林先生的问题得到澄清，得以离开看守所。他和周总理留法时是“同学”，相互认识。

　　不久，林先生便去了香港，走时特意给我留下一张画和一封便笺信。据说他给其他好友都留了画。巴金先生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至今挂在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吕蒙收到的是一幅《瓶花》，现藏于中华艺术宫。林风眠到香港后，一度化名“林琼”，给沈柔坚来过几封信。“文革”结束后，沈柔坚也专程去香港看望过老友。彼此堪称情深意重。

　　摘自《世纪》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