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郭店楚简惊世出现。一批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原典重见天日，在考古学界乃至历史、哲学等文化学界，引发关注。人们惊诧于出土竹简内容之震撼精彩。不久我听说，上海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可能同样出土于荆楚大地的战国楚简，这燃起了我强烈的出版冲动。但当我与上海博物馆有关朋友联系时，得知这批简牍准备在中央某专业出版社出版，有点失落，于是找到了施宣圆先生商量。我知道，施先生采写了多篇有关上博楚简的文章，与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也十分熟悉。施先生听后一口答应，很快帮我联系了马承源先生。

　　我和施先生来到马先生办公室，马先生对这批竹简如数家珍，向我们介绍了收藏抢救的经过，说这批竹简的入藏价值，超过建造一个上海博物馆。但说到出版，他如实告知，确实已经与某中央专业出版机构签订了合同。从上海博物馆出来，我有点沮丧。但施先生认为，我们还可以争取，他与马先生的助手陈佩芬副馆长、濮茅左先生也十分熟悉，可以一起争取。陈佩芬副馆长是著名的青铜器专家，濮先生是甲骨文专家，他们都参与了上博简的整理。陈佩芬副馆长、濮茅左先生认为，如果我们做出能令马先生他们满意的出版方案，机会还是会有的，因为当时文博学界的出版物，都有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的补助，然后交给某专业出版社出版。出版形式固定，也相对传统。我立即组织专业团队，对已有的著作的出版，做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大胆的方案。第一，不要博物馆申请的国家文物局专项出版补助经费。第二，高规格出版，简帛读书开本用大的八开本，彩色印刷，竹简尽可能放大，直到字迹不虚化就好。当我带着助手秦志华等把样书放到马先生他们面前时，他们被我的诚意和设想打动了。我清楚记得，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第一次出版时，全世界各地的很多专家学者，纷纷打来电话，希望在第一时间得到此书，真让我体会了一把洛阳纸贵的感觉。此书出版后的出版座谈会分别在上海博物馆、清华大学召开。著名学者裘锡圭先生盛赞此书的出版。竹简放大，让他们这些视力不好的老先生，立即能辨别字形从而释清字意。90高龄的著名书法家翁闿运激动地说，简帛书法的重现于世，是当代书法家的幸事，让我们看到了2000年来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战国书法，从此，我们不仅仅可以练柳体颜体，更可以练简帛书法。因为战国竹简重大的学术价值，加上这种大胆创意的出版，大大拓展了此书的读者群。很多书法家，也加入到了读者队伍当中，从而使这本看来极其专业的小众图书也实现了社会与经济双效益。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的出版，让我们与马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和施先生又乘胜追击，积极说服马先生整理出版他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国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此后又相继出版了马承源著《中国青铜器论集》，修订再版了由他主编的国家文物教材《中国青铜器》。这些著作出版后，我们在瑞金宾馆，为马先生系列著作的出版，开了一个小型的出版座谈会。当时的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和时任复旦大学文博系主任、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都出席。三个馆长齐聚一堂，现在看来也是个缘分和一段佳话。

　　如今，施先生所做的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但他魂牵梦绕的家乡、深深挚爱的母校复旦不会忘记，我们这些受惠于他的亲朋好友更会永远将他缅怀。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