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夜读报，偶尔读到老画家黄永玉先生的一句话：借出的书，走失的狗，惟愿认得路回来。甫读此，恰如一滴宿墨滴进一盆清水里，起先是直坠盆底的墨线，接着变成墨柱，慢慢又成为墨团、墨云，终于让整盆水有了颜色和肌理。

　　我知道，一滴墨滴落在水里是可以变淡的，而有的话一旦滴进心里，除了让整个心湖也染了颜色和肌理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很难淡去的，比如黄永玉先生的这句话。

　　凡喜欢读书的人，买书、借书和被借书概是免不了的三件套。前两者大抵是喜悦和新奇，而被借书则颇有欲说还休的况味。当然现在条件好了，一来书多，二来买书的钱也不打紧，所以私人之间的借书和被借书已是很少的行为。但在上世纪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私人之间的借书和被借书，则几乎是读书者人所难免的，其记忆和故事，恐怕每个读书者都能说出一箩筐。而此中的最令人纠结和郁闷的，当然就是如黄永玉先生所言，借出的书犹如走失的狗，认不得回家的路了。

　　记得十多年前，我写长篇传记《大道之行——胡愈之传》时，经一位老师指点，费一番周折，购得一部厚达千页的书——《郁达夫年谱》。作为胡愈之的朋友和同时代人，郁达夫生前经历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几乎和胡愈之同出一辙。所以，此书无论对我大到认知那个时代的国际风云、政治波澜、社会动荡，还是小到熟悉那一代人的作品出版、文人纷争、朋友聚谈，都有直接得益和帮助。书写成后，一位见过几面的外地文友要写类似民国文人的传记，得知我有一本《郁达夫年谱》，于是专程来了一趟。一半是惺惺相惜，一半是出于炫耀，我慷慨借了出去。人一慷慨，容易发飙，所以我既没让他写借条，也没明确归还的时间。至于那位文友最终有没有写成传记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本《郁达夫年谱》从此再也不在我的书柜中了。起初是怕急着讨难为情，后来是其他事忙耽搁了，最后是失去了联系。其实在我的藏书中，《郁达夫年谱》真的是别具价值的，除了类似工具书样的资料依仗，更有写《大道之行——胡愈之传》时近一年时间里日日翻阅、页页细读的守望和温度。所以黄永玉先生将喜欢的书与养熟的狗相提并论，实在是深得个中三昧的。

　　我不知道黄永玉先生现在还养不养狗，但从他的话中可以想见他是养过狗的。养狗狗是当下的时尚，而支撑这时尚流行背后的心血和付出，对养过狗狗的人来说，真的是一言难尽。养狗狗最担忧什么？最担忧的就是死亡和走失。前者还只是痛惜，多少可以做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的化解，而后者除了痛惜更有深深的自责，连化解的门缝也没有。凑巧的是养狗狗七年，我也碰到过一回狗狗的暂时走失，尽管这场十来分钟的狗狗电梯历险记，与真正的丢失相比只能算是一次虚惊，即便如此，对我和妻子来说，也仿佛滴进一盆水里的一滴宿墨了，稍一晃动，便会有后怕和余悸片片缕缕地泛起、洇漫。

　　读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养一条依恋厮伴的狗，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算不算像我们这种五十有余、儿女又不在身边的中年人的常态或标配？即使不是常态或标配，但对我来说却是十分契合和踏实。在我看来，人到中年，喜欢的书就像阳光，能让心灵明亮和饱满；而依恋厮伴狗正如月色，可使情感宁静而柔软。尽管此当中难免会有借出的书、走失的狗的怅憾和痛惜，但也别怕，只要有如黄永玉先生所说的“惟愿认得路回来”的希望和愿景在，借出的书也好，走失的狗也好，相信终究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