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兴业路到渔阳里，从老北站到老码头，从街角咖啡馆到巷尾的石库门……上海滩，处处留有革命足迹、红色遗迹。本报推出“传承红色基因”栏目，今天已经第100期。不少读者阅读后无限感慨“没想到，上海‘红色基因’真还那么多”。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更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早期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既是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又是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这些上海独具的“六地”特点，决定了“红色基因”不但密集而且十分全面。

　　上海拥有众多“红色基因”，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人民的骄傲。

　　十里洋场 思潮交汇——

　　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地

　　20世纪20年代，上海作为中国的窗口，在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中首当其冲。此时的中国发展历程，已经同整个世界的面貌联系在一起，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动态，也与世界思想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世界文化思潮不断地通过各种形式影响到中国，缘起于19世纪后期的中国派遣留学生制度，开始显现成效。一批又一批学业有成的留学生，乘船经吴淞口回到上海，或经上海到中国其他地方，把新思想源源不断传入国内。

　　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出去和归来，这种川流不息、忙忙碌碌的情景，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道风景线，也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整个城市更适应现代化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群体中，绝大多数是信仰坚定、理想执着的共产主义战士，又大多从事过思想文化理论工作。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

　　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是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到达上海，至7月初离沪，一直寓居于此。在此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多次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商务印书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19年至1922年间，中国共产党创党前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20余种。这些书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二是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三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镇——商务印书馆当之无愧。

　　建党伟业 任重道远——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0世纪20年代，影响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

　　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黄浦江畔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燕京古都成立，李大钊任书记。

　　随着各地党的早期组织陆续建立，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的倡议下，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相继担任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穗的陈独秀及在京的李大钊书信商讨之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各在北京和广州，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立志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中国革命领导力量。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另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等八次中央重要会议都选择在上海举行。

　　弄堂号令 翻卷风云——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在闸北公兴路与临山路路口，很难想象，90多年前这里曾蛰伏着党中央的秘密办公机构。来自弄堂里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翻卷风云的革命运动。

　　三曾里只是党中央早期在上海艰险斗争中的短暂一站。上海，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第一站。1921年7月到1933年1月，除几次短暂迁徙，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及各级机构都设在上海，前后将近12年。

　　当年这个小弄堂离火车站不过几百米，四通八达却又闹中取静。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局迁至产业工人集中、交通便利的上海。7月，除谭平山留驻广东外，中央局5名成员中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等先后来此办公。

　　虹口永安里地处租界当局越界筑路地段，弄内归中国警察管，弄外归租界巡捕管。弄堂一头通向四川北路，一头通向多伦路；弄内五条支弄并行。这些特征，为我党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掩护。上海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弄堂，正是这许多看似普通的弄堂，成了从1921年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安全掩护所。中共中央局、团中央等机关都曾设在这里。

　　1919年到1926年期间，毛泽东为了追求真理，广泛从事革命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经11次来到上海。因为国共合作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与日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1924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他与上海一别就是31年。

　　怀着为中华之崛起理想的周恩来，1920年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从这里奔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开始他的革命生涯。在中国革命最为艰苦卓绝的1927年到1931年，周恩来的名字又是和上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申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四川北路永安里44号是周恩来在沪早期进行革命活动时的一个秘密地点。

　　半工半读学俄语学马列，参加领导五卅运动，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刘少奇多次来上海。1931年至1932年间，刘少奇由莫斯科回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曾居住在北京路惠民里（现北京东路528号五金店楼上）。

　　1920年，从黄浦江畔登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邓小平与上海有着半个多世纪的不解情缘。1927年，当他第二次来到上海，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了。邓小平在1929年六七月间离开上海，在1930年和1931年，他曾短暂回到上海。1949年，邓小平参与指挥了这座城市的解放。

　　位于青浦的“陈云纪念馆”，馆内保存着四万余件珍贵文物。展示厅内，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照片，一篇篇精心保存的文献，一段段弥足珍贵的影像，一件件历经风霜的实物，见证了陈云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

　　办报办刊 有序启蒙——思想文化战线的主阵地

　　通过办报办刊，有序开展思想文化启蒙。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党又处在开创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使党的政治主张被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要把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建立、扩大党的基础；要领导推动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做好党的宣传工作是一项举足轻重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实际上是由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他们在建党前后，始终非常重视文化宣传工作，形成了党的优良传统。1920年8月，在上海的书店里，出现了最新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版权页上写着陈望道的名字。9月，将五四时期陈独秀创办并主编的《新青年》，作为小组的机关刊物，并且建立了新青年杂志社。11月,又更加旗帜鲜明地创办了《共产党》月刊。

　　人民出版社的成立，先后组织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还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丛书五种，以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力度。《先驱》半月刊努力传播和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之一。1927年，中共中央早期出版的机关报《向导》周刊被迫停刊。同年10月，在上海重新出版机关报《布尔塞维克》。1930年8月15日创刊的《红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除了持续不断地创办报纸杂志，还致力于文化教育，显示出党的创始人的高瞻远瞩。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创办并参与领导了几所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学校，其中著名的学校有:外国语学社、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

　　建立左翼文化团体,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推进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切入点，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创举。通过这样一个有效的组织方式，把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要求，迅速有效地贯彻到思想文化战线的各个方面。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不久，文化战线的左翼文化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革命动力 生生不息——

　　早期工人运动的发祥地

　　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等意识到仅仅依靠学生的力量开展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挥工人阶级的作用。上海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1920年，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后，一致认为号召有觉悟的工人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团体势在必行。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标志着中共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由宣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阶段，由理论付诸实践，为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从此有了“娘家人”，也成为“娘家人”生生不息的革命源动力。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

　　中共二大对工人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大会通过的《关于“工会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对于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全面的部署。

　　1924年，南洋烟厂工人举行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罢工，这是从1922年底以来党所领导的最大的一次罢工。

　　东方图书馆遗址位于宝山路584号市北高级职业中学内，1927年3月，此地曾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周恩来亲自坐镇指挥，党史流芳。

　　1929年的上海，工人运动不断。5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停工，分区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并发表宣言。同日，国民党当局就发布通令，禁止集会游行。6月6日，英美烟厂4000余工人罢工，抗议资方开除工人。6月28日，全市274家中药店2500名店员罢工，反对国民党取缔其原工会。7月4日，虹口区20家丝厂的11000名工人罢工，要求加薪和改善待遇……

　　当时上海开办学校培养革命干部，印刷进步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工人运动为革命高潮作准备，都与中央在沪直接领导是分不开的。

　　火种守护 特科担当——

　　隐蔽战线斗争的聚焦地

　　1927年，对诞生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血雨腥风的一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暗探密布的十里洋场，要想长期隐蔽下来开展工作，就要有支强大的保卫力量。1927年11月，周恩来受命组建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主要从事地下工作，包括收集情报、保卫中共高层人物、采用暗杀方式惩处叛徒等。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上海，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还有效地指挥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活动。1928年11月至1931年4月，武定路修德坊6号便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

　　上海隐蔽战线创下“四最”：最早设立、最重要阵地、贡献最大、作出牺牲也最多。

　　中共中央特科成立后，1928年春，周恩来主办学习班，培训特科人员20多天。他又研究、拟订了《中央通知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确定了秘密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上海的城市斗争之所以能坚持28年而不中断，革命的火种始终未曾熄灭，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建立无线电通信站，实现了中共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中共的第一部无线电电台悄然诞生。

　　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在上海建立地下无线电通信站，由周恩来主抓筹备。1929年春，中央拥有第一部自制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并于同年秋在福康里9号开出首个秘密无线电台。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开展情报、保卫工作，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专家

　　点评

　　温故弥新 传承前行

　　转眼，新民晚报推出的“传承红色基因”专栏已刊出100期。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中共一大会址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号召以后，全国各地的报刊，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连续刊登追寻中国共产党历史足迹的宣传报道，做得最早、时间最长，题材挖掘最广泛深入的，可能就是新民晚报了。

　　认真阅读已经发表的100篇报道文章，感觉这一专栏的宣传报道，特色鲜明，择其要点，分述如下：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回溯。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早期革命活动的集中地。因此，一些最主要的红色遗迹，早就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传承红色基因”专栏力求选取新的视角，注入新的发现、充实新的内容，进行再报道，以加强人们对这些红色遗迹的印象，达成不忘初心的成效。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发掘。专栏的一大亮点，在于报社领导编辑记者着力对上海的红色遗迹，进行了全方位的新发掘，纵向涵盖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横向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思想文化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隐蔽战线斗争等的历史遗迹，几乎一网收进。这就为上海的红色遗迹保护利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研究。专栏发表的文章，并不满足于对红色遗迹的简单介绍，而是通过实地考察、专题采访和吸收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在题材内容等方面尽可能进行再创造、再突破，使许多文章史论结合，新意迭出，为以后遗迹的保护利用、学术研究，提供了新方向、新起点。

　　“传承红色基因”对红色遗迹，进行了一次再传承。文章大都立足现实，着力寻找每一处红色遗迹的当代价值。通过详实介绍在那里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在那里为民族奋斗牺牲的英雄事迹，生动细致地展现出一幅幅壮美的历史画卷，给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理想的当代中国人民，提供了满满的正能量。

　　“传承红色基因”专栏的开辟，功在当代，惠及后世，可喜可贺。陶柏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