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玲接管书亭后，把卖不出去的书全部以六折优惠价处理光了，所得的钱，全用来订购《故事会》；她还借了一笔款子，在县城里大量收购《故事会》；嫌少，又到市邮局要了一万本，然后分别送到边远山区去……不到半月，一万本《故事会》全部卖完，赚了四百元；第二个月，净赚一千元。但香玲突然不想下乡了，她说书亭关门久了不好，便把一大串姓名、地址给我，要我代她下乡送《故事会》，我反而成了打工仔啦！ 

　　这个书亭原来没有名字，香玲便取了个名：《故事会》书亭——嗨，成了《故事会》专卖店！人们受好奇心驱使，把当月的几百本《故事会》抢购一空。有些读者喜欢“寻根”，要看看自己出生前的《故事会》的“尊容”，于是，《故事会》从创刊号开始的合订本，租阅的人十分踊跃。三个月下来，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专卖店”为香玲净赚五千元，加上下乡卖《故事会》，共得净利六千多元。香玲正式雇我，包吃之外，月工资三百元。 

　　老板变成打工仔，我毫无怨言，这社会要的就是竞争嘛。可干了两个月，香玲对我反而有了怨言——我守书亭期间，被人偷去《故事会》创刊号至20期的合订本；还有从21期至100期的合订本，租书的人原说租十天，留下一百元押金，可再也没有音讯……我和香玲都十分痛心。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这一年的夏天，县里贴出布告，说街道两旁的亭亭棚棚，一律拆除，我们这小书亭也在拆除之列。这天上午，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拥进一大帮年轻人，他们大都是《故事会》的热心读者，大家又说到了小书亭的命运！ 一个小青年拍着胸脯说：“我回去动员动员老爸，找找他的关系网，动动他的权力棒，想法给弄个亭子，重振旗鼓！”一番话情真意切，催人泪下。不知不觉，到吃饭时间了，我留他们吃饭，他们说，没胃口，等帮我们弄到“地盘”，把《故事会》书报亭重新办起来，再喝庆贺酒吧！ 

　　他们走后，香玲对我说，能不能写封信给《故事会》编辑部，说说《故事会》书亭，说说今天的事。她说着，眼窝湿了……

　　明请读一篇《两个妹妹的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