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泰斯·伊姆莱是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犹太作家。因为一辈子只写集中营一个题材，被称为“奥斯维辛代言人”。他也是幸存者中唯一获得诺奖的作家。以他为例，我们来探讨一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表达”。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告诫：“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如今成了一句名言经受不同层面世界性读者的反思。那么我们怎么来理解这句颇让人费解、有着复杂语境的告诫？我想以凯尔泰斯为例。

　　凯尔泰斯14岁被纳粹投入奥斯维辛，后又转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年后获得解救。在他14岁经历了一年的纳粹集中营苦难后，他就成熟了，不仅在性格上，而且更是在思想上。这似乎也是有过集中营经历的作家们的一个标识——从开始文学创作之初，就已经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主题，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生存的价值。如阿摩司·奥兹，以色列最富影响力的作家和受人敬重的政治评论家，他笔下的小主人公“始终在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又如诺曼·马内阿，5岁进集中营，也活到了德国战败，成了一名优秀作家；甚至还可以包括写《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她和凯尔泰斯一样，也在十三四岁时被关进集中营，只是她没能活过15岁。但是她的心智早在隐匿密室的两年间就成熟了。她在日记里说：“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后。”作家罗伟章曾在一篇小文里谈及，说从写作的角度讲，此类句子，是要大作家才能写出来的，可安妮轻轻松松就写出来了。这是她能体悟的缘故。——可见一个十三岁少女的盛大心灵！

　　凯尔泰斯写奥斯维辛，当然不仅仅是控诉，而是剖析，他甚至认为，奥斯维辛是继耶稣受难后人类遭受的最大重创，它不是凭空发生，而是有着宗教、历史和文化的根基，从人类社会出现，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就始终与人类共生，奥斯维辛则把这种文化推到极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或视而不见，是一种堕落。翻译凯尔泰斯作品的余泽民由此认为，“阿多诺只不过是用了另一个词——野蛮，他俩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因此，在发生了奥斯维辛这场大灾难后，文学必须发生改变，诗人、作家和文化人们必须换一种写法，从反思大屠杀文化的土壤入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或文明，我们已经当过了它的帮凶，以后怎么办？放到中国的语境，我们不仅要记住南京大屠杀，还要记住文革，毫无疑问，那也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是一个极致。”

　　凯尔泰斯在诺奖演说中自问：“对于文学，我能做什么？”“奥斯维辛发生后，我们变得孤立无援。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价值，我们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通过道义工作来创造价值，最终奉献于天下，可能将会为新的欧洲文化进行洗礼。”他又强调：“我一思考奥斯维辛造成的精神重创的影响，就会联想到今天人类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等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样思考奥斯维辛，或许方式有些反常，或许可以使我更多地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

　　同样关注战争，今年新晋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了数本有关战争的书，她的非虚构作品《战争中没有女性》，是站在女性的视角向女性发问，是时代的真实基础上的人生的细节和详情，面向的是一个个赤裸裸大地上的赤裸裸的人，每个人讲自己的事，然后使自己消逝在其中并成为一切。阿列克谢耶维奇在1996年俄罗斯《文学问题》杂志上的一个访谈中说，“各个时代都有三件大事：怎样杀人，怎样相爱和怎样死亡……不幸是文学应当承担的任务。”

　　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文学指向的肯定不单单是技巧和激情，还应有思想，也即思考的能力。作家在挖掘人心人性时，也不单单是某种程式化或工具性的过程，不只是经验性的外示，而是一种心灵超验性力量的提升与综合，包含着深邃的精神向度。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奖后说：“我写的是人类的感受，以及在事件中他们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记忆。他们相信什么，又怀疑什么？他们经历着怎样的错觉、希望抑或是恐惧？”她的小人物口述的历史叙事方式，抛弃了魏武挥鞭式的浪漫派和英雄主义，突显了历史中的残酷性，恰如卡夫卡所言：“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会成为真相。”

　　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全新修订本，是“一部关于生命、文学、自由与生存的跨时代沉思录”——书的封面上印了这样一句评价。这本跨越30年（1961-1991）的日记，是真真切切一个经历过大屠杀的作家剖解自己、反思人类的哲学表述和文学记录。

　　凯尔泰斯小说《命运无常》的结尾，少年克维什从集中营回到家乡，他站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废墟之间这样想：“为了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接受所有的道理，这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的确，当我环顾这个亲切的、沐浴在黄昏之中的广场时，当我环顾这条虽被暴风雨冲刷、但仍溢满了万千承诺的街巷，我顿时感到一股生命的力量在我的体内积聚：我将继续自己根本无法继续的生活……假如下次再有谁问我的话，我要向他聊聊集中营里的幸福。”——这是怎样的一种爱与勇气？我想，这就是文学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