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所著的《低欲望社会》最近引发热议。这本书的副标题叫“胸无大志的时代”，在这本书中，他感叹道：日本年轻人没有欲望、没有梦想、没有干劲，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

　　如果这样说还不够直观，那就是更多的人不婚、不生、不买房，对追求时尚、名牌没有兴趣，甚至连恋爱都懒得谈。如果说“低欲望”只是一个客观描述，那么“胸无大志”的说法显然就有自我批判的意味。或者说，在与过去和其他国家对比后，作者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物质缺乏欲望，这个国家又如何保持竞争力？

　　经济滞胀等现象能否简单归结于“低欲望”，以及“低欲望”的结果是否是灾难性的，都存在不小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如果始终难以提振，确实会为刺激经济带来一定难度。不过，对于本身就“低欲望”的人来说，这恐怕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低欲望”通常有两种可能：一是消极意义上的、被动的“低欲望”。如果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年轻人上升通道狭窄，就会让很多人觉得努力没有意义，于是不得不“低欲望”；二是积极意义上的、主动的“低欲望”。正像人们经常看到的有些成功人士，他们不焦虑、不恐慌、不随波逐流，有钱却不唯利是图，一切以满足精神需求为要旨。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从宏观层面来说，奋斗改变命运的几率越大越好，这说明社会公平、有活力；从个人层面来说，过高的物质欲望会让人忘记“为什么出发”，或是在“成功”的道路上被异化，或是因欲望与现状长期不匹配，出现焦虑、无力、倦怠等症状。因此，在努力不减的前提下把欲望值调低一些，更多地关注内心感受，追求一些“小确幸”，不因“没得到的”而忽视“已得到的”，也许就更容易有对幸福的获得感。

　　这不单是人生境界的不同，更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方面，以“90后”为代表的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尊严、权利和生活的品质，即使面对更多的物质诱惑，也不愿像父辈那样忍辱负重，以今天的牺牲来换取未来的安逸。这一点在沿海地区用工荒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薪水不断上涨，对于很多年轻人也缺乏吸引力，仍无法阻止他们回乡的步伐。另一方面，无忧无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从来就没有为衣食发愁过，父辈们在意的买房、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也许在他们看来是以牺牲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未必是人生必须。

　　可见，所谓的“低欲望”，只是针对物质需求而言，是一种消费意识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往往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欲望”。欲望可有高低，但灵魂必须走在提升的路上。于社会而言，要让欲望有良性的循环通道，让社会个体的灵魂有舒展的机会；于个人而言，怎样在努力拼搏与活在当下之间拿捏好尺度，至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