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张人亚调离中共中央秘书处，开始在芜湖等地秘密从事党中央筹集活动经费的工作。他设法在芜湖公开开办了一所金铺子，表面上是对外加工金银、收购和出售金银饰品，实际上是作为地下联络站，和从苏区收集上缴中央经费的中转站。店里的营业收入都上交中央。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后来叛变时曾供述：“筹集经费后，由在芜湖开设金铺子的同志张人亚兑换成现洋及钞票，交来上海给中央。前后由我经手的就有两次：第一次，1930年6月由闽西运来700两黄金，第二次是1930年底，由赣西南运来2007两黄金，从这两批款内提出800两组织商业机关……” 

　　虽然经手那么多的金银钱款，还守着一个金铺子，但张人亚和同事们却过着非常艰苦节俭的生活，轻易不敢动用一分钱公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离开芜湖，前往瑞金。在苏区，张人亚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书籍。 

　　然而，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赴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由于路途遥远且艰险，途中张人亚终因旧疾复发、无法救治而殉职，时年34岁。 

　　1933年1月7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悼念张人亚的文章《追悼张人亚同志》，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自1931年成立一年多来，第一次在其机关报上为悼念逝去的同志而专门发表的悼词，也是临时中央政府替这位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最勇敢坚决的革命战士”竖立的一座永远的丰碑。

　　（四）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通信不畅，殉职后的张人亚埋在何处无据可查，时至今日仍不得而知。直到2005年，张人亚的亲属们在《红色中华》报上，看到这篇《追悼张人亚同志》，方才得知张人亚的下落。 

　　但在这之前，张人亚的亲属们从未放弃寻找他。1949年全国解放后，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到了1950年，全国都已基本解放，但张人亚还是没有消息。

　　张爵谦估计儿子可能牺牲了，而自己也进入耄耋之年。他心想，“共产党托我藏的东西，一定要还给共产党”。 

　　张爵谦亲手将这批珍贵的文件书报取了出来。随后又把三儿子张静茂从上海叫回来，将这些文件书报，再加上那一张在房间里挂了近三十年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成立大会”照片，一起交给他，要其带回上海，交给共产党，以了却他二十多年来的心愿。 

　　张静茂把这批文件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为了纪念张人亚和他父亲的这一壮举，专门去刻了两枚纪念章。长方形的纪念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18个字，正方形纪念章上刻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9个字，盖在各种文件书刊上。 

　　（五） 

　　1952年7月初，张静茂将部分文件、书报捐给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1959年，张静茂又把其余文物捐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一件《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两件《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中共“二大”、“三大”文件集各一本被中央档案馆收藏，另一本“三大”文件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和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批文件中，还有一件珍贵的文物——《共产党宣言》。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将《宣言》译成。同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面世，首印1000册，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很快售罄。9月再版，加印1000册，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

　　据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一级文物。 

　　2001年，中央档案馆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两个文件，作为珍贵档案，全文影印收录在《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一书中，所用的底本就是张人亚的珍藏本。《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75页刊载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最后一条（第29条）左侧，还清晰可见“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的正方形纪念印记。 

　　2011年9月6日，“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中介绍，张人亚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出版人。的确，一句“不能忘记”，承载了太多。

　　（选自“学习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