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马修斯女士的支持

　　史蒂芬认为学术层面的交流不属于个人私事的范畴，这个观点在同一年的晚些时候受到了挑战。曾拒绝史蒂芬研究生申请的弗雷德·霍伊尔教授，当时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政府都给他经费，让他在剑桥成立了天文学院。霍伊尔当时的一篇论文内容是关于稳态理论的各方面详细解释。在论文发表前，要在皇家学会的学术研讨会上做展示，其中有个提问环节。在我看来那就是让听众们客套恭维几句的场合。史蒂芬却在整个大厅的听众面前向霍伊尔和他的学生们指出他们的结论是错误的。

　　这次事件后，史蒂芬与弗雷德·霍伊尔的关系就没再缓和过。不过，史蒂芬也逐渐受到科学圈的关注。他在这时定下了博士研究生的课题：膨胀宇宙的属性。

　　抛开各种争论，无论是科学客观的还是私人感情的，那年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目标——迎接1965年7月的婚礼。作为一个已婚的本科生，我是否还能被允许继续留在韦斯特菲尔德念书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最重要的任务是让校方主管们在这件事上与我达成一致。如果我不能争取到主管们的同意，或许不得不将婚礼延期1年，因为在订婚仪式上我父亲曾要求我一定要在结婚前拿到本科毕业证。但另一方面，对于霍金的病情来说一年的时间太漫长，就像他父亲不断提醒我的那样，谁也不能保证霍金的病情还能坚持1年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是我计划未来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必须尽快说服西班牙系的系主任约翰·瓦列伊教授以及我们的校长马修斯夫人，我要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紧急程度。当我试探着把情况讲给瓦列伊教授听的时候，他表示这两件事情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校长同意的话，他不会反对。

　　1964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根据校长秘书安排的时间，于6点整来到了马修斯女士的办公室门口，敲响了她那扇绿色的大门。我想从我走进办公室的那一刻起，她就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则一手拿着香烟，另一手端着酒杯，在旁边坐下。

　　“告诉我，怎么了？”她皱着眉头，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神态里透露着关心，“别紧张，我又不会吃了你”。我深吸一口气，用我能想到的最坦诚的方式将我和史蒂芬的故事、史蒂芬的病情、医生的诊断以及我们要享受生命留给我们的每个时刻的想法都告诉了她。

　　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我，脸色始终很平静。她静静地听完了我的解释，途中没有一次打断我，然后她说道：“你知道如果你结婚了，你必须住在其他地方而不是校园里，对吧？”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她并没有干脆地拒绝我的请求。我早就对这次谈话的各种可能结果做好了准备，我努力点了点头。“是的，我明白这一点。”我回答道，“我在普拉特大道找到一套住房很合适。”

　　“很好，我批准你这么做，去吧，趁你们还有时间，多享受彼此在一起的时间。”马修斯女士回答道，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壁炉里的木炭。然后她若有所思地跟我提到了她的过去，她原来也有类似的经历，她的丈夫也身患残疾，所以她才会比任何人都明白在这种时候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不过她与我的父亲一样坚持要我完成学业。她提醒我要做好准备，未来的路将会很艰辛，但她愿意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她也同意帮忙去说服瓦列伊教授。

　　解决了这件大事，我也算是胸中一块大石落地，接下来就是确认搬到普拉特大道的事情。房东太太邓纳姆夫人把三楼的阁楼让给了我。她和她的丈夫对我非常友好而耐心。史蒂芬设计了一种通过中转打电话的方法，在剑桥和伦敦间打电话只要4便士，价格相当于本地通话。这意味着我们每晚都可以尽情通话了。而邓纳姆夫妇一次也没向我抱怨过，这就是我认为他们对我很耐心的原因。

　　每天我除了和史蒂芬说说日常见闻以及开开情侣间的玩笑，我们还会畅谈关于未来的美好计划。不顾病情带来的阴影，我们仍然憧憬着未来可能的工作、住处、婚礼，以及随后的美国之旅。我们打算在婚礼举办日的十天后，到美国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上暑期班。